挤进车门，就把车子放在那儿出售了。他为表示感恩甚至买了几张硬壳虫的唱片，不过只有西吉一个人听过它。

    他离开车子，顺着斜坡走上大街，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已临近午夜，尽管他母亲象往常一样当晚六点钟让他饱餐一顿，他又觉得饿了。他做了一盘炒鸡蛋，收听起午夜新闻。全都是有关肯尼迪的报道，并且从德国的角度大加渲染，还没有更多的新消息来自达拉斯，警察仍在搜寻凶手。广播员大谈特谈肯尼迪对德国的爱，他今年夏天对柏林的访问，以及他用德语说的“我是一个柏林人”。然后放了西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悼词的录音，他的声音感情异常冲动；还念了路德维格·艾哈德总理以及刚在十月十五日退休的前总理康纳德·阿登纳的悼词。

    他又抽了一支烟，在一点三刻独个儿睡了，去梦见阿尔托纳区贫民窟那个被煤气熏死的老头子的可怕的脸。

    ※※※

    当彼得·密勒半夜在汉堡吃他的炒鸡蛋的时候，有五个人正在开罗郊外金字塔附近紧靠一所骑术学校的一幢房子的舒适的客厅里举杯痛饮。当地时间是凌晨一点钟。五个人都已饱餐一顿，兴高采烈，原因是他们前四个钟头左右听到了来自达拉斯的新闻。

    其中三个是德国人，另外两个是埃及人。那骑术学校是开罗社会的精华以及数以千计的德国移民所喜爱的聚会地点。

    宴会的主人即这所学校的所有者的妻子早已睡去了，让五个男人一直谈到半夜三更。

    坐在紧闭的窗子旁边一张皮靠背安乐椅里的是汉斯·阿普勒，从前是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纳粹宣传部里一名犹太专家。阿普勒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定居埃及，他受到敖德萨的鼓舞，使用了一个叫做萨拉赫·察法尔的埃及名字，在埃及国家指导部当一名犹太问题专家。他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

    他左边是戈培尔本部的另一名前专家，路德维格·海顿，也在国家指导部工作。他同时成了伊斯兰教徒，曾去麦加朝圣，改名叫埃尔·哈德兹。为尊重他的新宗教，他拿着一杯橘子汁。两个人仍然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那两个埃及人是沙姆塞丁·巴德兰上校，阿布德尔·纳基姆·阿密尔元帅（以后成为埃及副总统，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之后被控卖国，后来自杀）的侍从官。另一个是阿里·萨米尔上校，穆克哈巴拉特（即埃及秘密情报局）的首脑。

    晚宴的第六位客人是这次宴会的主宾，已在开罗时间九点半钟肯尼迪总统死讯传来时特地赶回了开罗。他是埃及国民议会的议长安瓦尔·埃尔·萨达特，纳赛尔总统的亲密合作者，后来成为他的继任人。

    汉斯·阿普勒朝天花板举起他的酒杯：“肯尼迪这个犹太佬的朋友到底死了。先生们，我敬你们一杯。”

    “可我们的酒杯是空的。”萨米尔上校说。

    他们的主人赶紧前来补救，从酒柜上拿下一瓶威士忌倒满各个空杯。

    把肯尼迪称做犹太佬的朋友，不会使房里那五个人当中任何一个感到茫然。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四日，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和德国总理康纳德·阿登纳曾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秘密会晤，而这种会晤在十年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九六零年人们原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次会上也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细节经过几年的时间才逐渐透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到了一九六三年末，纳赛尔总统对于敖德萨和萨米尔上校的穆克哈巴拉特送到他案头的情报，都拒绝加以认真的考虑。

    两位政治家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西德同意给予以色列每年达五千万美元的信贷，不附带任何条件。然而本·古里安很快就发现，有钱是一回事，取得确实可靠的武器来源则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