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舱门钉上了板条，党卫军开始上船。刚刚在午夜之前我们启航，上尉显然希望在破晓之前安全驶入拉脱维亚湾，以避免遭受俄国巡逻机的袭击和轰炸。

    花了三天时间才抵达但泽，已远离德国的防线。在甲板下这个漆黑一片、上下颠簸的地狱里的三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三天里四千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尽管没有食物可以呕吐，每个人还是因晕船而干呕。许多人就这样吐死了，有的死于饥饿或寒冷，有的死于窒息。还有些人只是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往后一躺，向死亡投降了。船终于又停泊了，舱门打开了，一股冰冷的冬天气流冲进臭味扑鼻的货舱。

    当我们走上但泽码头时，死尸也搬出来成行地排在活人旁边，以便计算人数与里加上船的是否相符。党卫军在数字方面总是很精确的。

    后来我们知道里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国人之手，当时我们还在海上航行。〗

    （陶伯的磨难重重的航行要到达终点了。活下去的人从但泽用驳船送到但泽郊外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星期，他白天在柏格拉本的潜水艇工厂劳动，晚上住在集中营。在斯图特霍夫又有好几千人死于营养不良。他看着他们都死了，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一月，当俄国人挺进迫近但泽时，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幸存者又被赶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里向柏林进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这支活死人的队伍，被他们的党卫军警卫当作在西方手里谋求庇护的工具，被赶着往西穿过整个东德，一路上，冰冻雪寒，他们象苍蝇似的大批死亡。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陶伯还是活了下来。最后残存的人抵达柏林西面的马格德堡，党卫军在那儿终于扔下他们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们被安顿在马格德堡监狱里，由当地“民卫”组织的那些不知所措、无依无靠的老头们照管着。“民卫”组织没有食物可供他们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进的盟军将来找到他们时不知会怎样处理，于是准许囚犯中最健壮的人到附近农村去觅取食物。）

    〖我上一次见到爱德华·罗施曼，是在但泽码头上被点数的时候。他穿戴得暖暖和和地以抵御冬寒，正爬进一辆汽车。我以为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了，但我还有一次见到他的机会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东面的一个小村庄加德来根去，同另外三个人一起弄到一小口袋马铃薯。在我们背着马铃薯艰难地往回走时，一辆往西开的汽车从后面驶来。汽车停了一会与路上的一辆马车打什么交道，我向周围瞥了一眼，并没有特意想看看那辆驶过的汽车。汽车里坐着四个党卫军军官，显然是在往西逃跑。有个人坐在司机旁边，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陆军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爱德华·罗施曼。

    他没有见到我，因为我的脑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块从旧马铃薯袋子上割下来的头巾里，以抵御凛冽的春风。但是我看见他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在汽车西驶时，四个坐在车里的人显然都在脱换他们的制服。当汽车在公路上消逝时，一件衣服从车窗甩出来落到地上。几分钟后我们走到那里，停下来瞧瞧是怎么回亨，这是一件党卫军军官的外套，戴着部队党卫军银色的两道闪电的领章和上尉军阶。党卫军的罗施曼消失了。

    二十四天以后当地解放了。我们根本不外出了，宁愿在监狱里挨饿也不愿意上街去冒险。街上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到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城市完全平静下来。那天早上九、十点钟时，我在监狱的院子里与一个老警卫谈话。他似乎怕得要命，花了将近一小时解释他和他的同伴们是跟阿道夫·希特勒毫无干系的，当然也就跟迫害犹太人的勾当毫无干系。

    我听见锁着的大门外开来了一辆汽车，并听到重重打门的声音。这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