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卫”走去开门。那个进门来的人警惕地手上拿着左轮手枪，那是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全副战斗装备的军人。

    他显然是个军官，因为有一个戴着浅口圆顶钢盔手持步枪的士兵跟着他。他们默默无言地站在那儿，向监狱院子四周打量。院子的一角堆着大约五十具尸体，这是在最近两周里死去的，谁也没有气力把他们掩埋掉。其他的人半死不活地沿着院墙躺着，想得到一点春天的阳光，他们的伤口在化脓发臭。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看，然后看着年已七十的“民卫”。他也看看他们，不知该怎么办。然后他说了一句一定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到的话：“哈啰，汤米。”

    那位军官回看了他一眼，又朝院子四周打量，用相当清晰的英语说：“你这该死的德国猪！”

    我突然哭泣起来。

    我并不太清楚我怎么又回了汉堡。但我是回来了。我想我是要看看那儿还有没有什么过去生活的遗迹。那儿什么也没有。我出生和成长的街道在盟军空袭引起的大火中全部烧光了，我工作过的办公室、我的住宅等等一切东西都完了。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马格德堡的医院里呆了一阵，但我自动离开那里，搭便车回了家。当我到家看到什么也没留下时，我终于心力交瘁彻底垮台了。我在医院里与那些从一个叫做贝尔根－贝尔森的地方来的人住在一道，当了一年病号；次年在医院里当看护，照顾那些比我健康状况更糟的人。

    我离开医院后，在我出生的汉堡找了间房子，消磨我的余年。〗

    （这本日记以显然是最近打上字的两张干净的白纸作为后记而结束。）

    〖从一九四七年起，我就住在阿尔托纳区的这个小房间里。我离开医院不久，就开始写我和其他人在里加的遭遇。

    但早在我写完之前，我就发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还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图是要作为证人，把事情经过告诉全世界，因为我当时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而任何一个处在与世隔绝状态下的人都会那样想的，现在很清楚，这件事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没有把我的日记公开发表出来。我留着它，留着这些笔记，是希望某一天我至少可以作为在里加这个小范围里发生过的事情的证人。我甚至从来未让任何人读过我的日记。

    回顾过去，为求幸存，为能写下证词而进行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因为别人已经把这些事干得比我好得多。我真希望当年不如在里加与伊斯帖一道死去。

    甚至我最后的希望——看着爱德华·罗施曼站在法庭上，由我出庭证明他干过的那些事——也永远不会实现了。现在我明白这一点。

    有时我在街上漫步，回忆这儿往昔的情景，但一切都永难复原了。我试图与孩子们交朋友，但他们嘲笑我，躲开我。有一次我跟一个没有逃开我的小女孩说话，她妈妈却尖叫着走来，把她拉走了。

    所以我没有同多少人谈过话。

    有一次一个妇女来找我。她说她是从赔偿处来的，并说我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费。我说我什么钱也不要。她感到很意外，坚持说由于过去的那些事，我有权利得到补偿。我仍旧拒绝了。他们又派一个人来找我，我还是拒绝。他说拒绝补偿是非常违反常情的。我意识到他的意思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好结账。但我只去拿了他们给我定的那份钱。

    我还在英国医院的时候，有个医生问我，为什么不移居到即将取得独立的以色列去。我怎么能向他解释呢？我不能告诉他，在我对我的妻子伊斯帖做了那种事情之后，我永远也不能到那块土地上去了。我常思念那块土地，并梦到那儿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不死到那里去。但是，如果我这几行文字将来能够在我永远见不到的以色列土地上被阅读，那里会有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