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柄的一段用软钢条作芯，下剩的一呎来长用长皮条编成，没有芯子，皮条辫能象撕裂薄棉纸一样撕裂肌肤。我见过这种场面。

    几秒钟之内，我感到热血滴滴答答地开始流上我的外套的前襟，血从下颌滴下，宛如两道小小的红色喷泉。罗施曼从我身边走开，然后又折回来，指着仍在广场中央啜泣的老妇人。

    “把这个老丑婆拉起来，送到车里去。”他嚎叫着。

    就这样，在其他上百名受害者上车前几分钟，我把老妇人扶起来，抱着她顺着小丘街走向停在门口的货车。我下颔的血，如注般地滴在她身上。我把她安置在货车的后部，就准备下去了。这时，她的干枯的手指用一种我意想不到的力量紧紧抓住我的手腕。她坐在那辆死亡车的地板上，把我拉向她，用一块细麻布小手绢，那必定是她往昔的好日子的遗留物，给我还在流血的伤口止血。

    她抬头看着我，脸上布满染睫毛油、胭脂、眼泪和沙土，但一双黑眼睛却亮得象星星。

    “犹太人，我的儿子，”她悄声说，“你必须活着。对我起誓，你要活着，对我起誓，你要活着走出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活下去，那你能把我们的人民在这儿的遭遇告诉外面的另一个世界的人们。答应我，向上帝的律法起誓吧。”

    于是我起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要活下去。这时她让我走开。我颠踬着走回犹太区，在半道上晕倒了。

    我恢复劳动后不久，我作出了两项决定。其一是秘密地记日记，夜里用一根针和黑墨水在腿和脚上刺一些字和日期，以便有一天能够把里加发生的事全部重写出来，作为对此应负罪责的那些人的精确的罪证。

    第二个决定就是去当一名卡波，即一名犹太犯人警察。

    要下这个决心是很艰难的。因为卡波就是来回带着他们的犹太同胞去干活，常常还要带着他们上刑场去的那种角色。此外，他们手提镐把，逢上有德国党卫军军官在场时，往往还狠揍他们的犹太同胞，逼迫他们更卖命地劳动。虽然如此，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我还是去找卡波的头头申请当一名卡波，这样我就自绝于我的犹太伙伴们。卡波总是有空额的，尽管有较好的口粮，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免予从事奴隶劳动，仍只有极少数人同意当卡波。

    这里我应该描述一下对那些不宜服劳役的人进行处决的方法。根据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有七至八万犹太人在里加是以这种方式处决的。当牲口列车把一批新囚犯运抵车站时，通常大约有五千名健壮的人，而死在路途中的总有一千人左右。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分散在五十节车厢里的死亡人数才少到有那么三几百。

    新来的人在锡广场排好队伍后，便开始处决选拔，不只是从新来的人当中挑选，也从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挑选。这就是每天早晚要数人头的原因。在新来的人中，那些老幼病弱的，大部分妇女和几乎全部儿童，都被作为不宜服劳役的人挑选出来。这些人靠一边站，然后清点留下来的人数。如果挑剩的有两个人，那就从原有的人中再挑出两个，这样就等于新到五千，就送走五千到“处决山”去。这一来便不至于过于拥挤了。一个人可能经受住六个月奴隶劳动的折磨，再长就很少见了，一旦精疲力竭，罗施曼的鞭子就会在某一天敲敲他的胸脯，他就得加入死亡的行列。

    起初，这些受害者排队走向城外的一座森林。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做毕克里克森林，德国人重新命名为霍赫瓦尔德，即“高林”。这里，在松树中间的空隙地带，由处死之前的里加犹太人掘了很大的深沟。在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监视下，拉脱维亚的党卫军在这里用机枪把他们扫倒，尸体就掉进沟里。剩余的里加犹太人铲上土，盖住尸体，然后在上面再压一层尸体，一直到沟填满为止，然后再开一条新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