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处决一批人时，我们在犹太区能听见机枪的扫射声。事后就望见罗施曼坐在他的敞篷车里从山上下来穿过犹太区的大门。

    我当了卡波后，我与其他囚徒便完全断绝了往来。我无需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当卡波，因为多一个或少一个卡波没什么两样，不会使死亡名单有任何添减，但是为了给德国犹太人复仇（不是拯救他们），哪怕只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可能就会使情况完全不同。这至少是我对自己一再提出的论据。然而，这是真实原因么？或许我只不过是怕死？不管过去是什么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后，怕死已不成其为一个因素了。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灵魂死亡，只留下躯壳为幸存而挣扎。

    一九四二年七月，从维也纳运来了一大批奥地利犹太人，显然这批人已无一例外地被打上“特殊处置”的标记，因为这一整批从来没有到达犹太区。我们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从车站直接向“高林”进发，并被机枪点了名。那天黄昏，四辆卡车载满衣物从山上开来，衣物送到锡广场以备挑拣。这些东西堆成象一所房子那么大的山丘，然后挑拣分类成一堆堆的鞋、袜、裤衩，长裤、女外衣、夹克、剃胡刷子、眼镜，假矛、结婚戒指、图章戒指、帽子等等。

    当然这是处决流放犯的标准程序。所有在“处决山”被害的人都在墓边剥光衣服，随后他们的财物就被运送回来。这些财物经过挑拣分类后送回“帝国”。金、银、珠宝则由罗施曼亲自监管。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从特列森城运到。

    特列森城是一庄在皮希米亚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送往东方处决之前，就关在那里。当罗施曼在锡广场上进行挑选时，我站在广场的一边望着他。这批新来的人都已在原来的营地被剃光了脑袋，除了大部分妇女是穿着女外衣这一点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广场上正对我的那一边，有一个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形容枯槁，瘦得象根拨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过去了。跟着他的拉脱维亚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队伍，赶进广场中央的人堆。这一批人中不宜服劳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选出来人的队伍很长。这就意味着从我们这里少挑些人就够数了，虽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不怎么相干。作为一个卡波，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额外的口粮已使我体力稍有增强。罗施曼虽然见过我的脸，但他似乎并不记得。他劈头盖脸地揍过那么多人，所以挨过揍的人并不怎么引他注意。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编成队伍，由卡波领着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然后由拉脱维亚人接收过去，走最后的四哩到“高林”去领死。

    由于有一辆煤气车也停在大门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从大堆人里分离了出来。我正准备领那些倒霉的男女往大门口去，党卫军中尉克劳斯把我们五个卡波叫住了。“你们，”他叫道，“把这些人送上杜拉门德输送车。”

    当大队人马走后，我们五人伴送最后的百把人到停靠着煤气车的大门口。他们大部分都一跛一跛地，步履蹒跚，有的咳嗽着。那个瘦弱的妇女也在其中，她的胸脯受着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他们都知道，但她也象旁的人一样，顺从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后面。她太虚弱了，爬不上去，因为车的后门离地面相当高，所以她转过头来让我帮她上去。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我听见有人从我后面走近，在车后门的卡波都脱帽立正。走来的人肯定是个党卫军军官，我也跟着那样做。那位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身后的那个人走到前面来了。他是罗施曼上尉。他点点头让其他卡波继续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