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怀疑地说。

    “就是。”席勒说，“不怎么样，是吗？问题是地下还有八层。档案就保存在下面有防火设备的房间里。”

    他们走进前门，进入一个小接待室，右边是必不可少的门房的小间。那个侦探走到门房跟前，出示他的警察证。他接到一张表格，于是他们俩就到一张桌子跟前去填表。

    那个侦探填上他的姓名和级别，然后问道：“那个家伙的姓名叫什么？”

    “罗施曼，”密勒说，“爱德华·罗施曼。”

    那个侦探把姓名填上，然后把表递给前面办公室的职员。

    “要等十分钟左右。”那个侦探说。他们走进一间较大的房间，里面摆着一排排的桌椅。十五分钟后另一个职员静悄悄地给他们拿来一份卷宗，把它放在桌上。卷宗大约厚一吋，上面印着简单的标题；罗施曼·爱德华。

    沃尔克玛·席勒站了起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走了，”他说：“我自己想法回去。已经休了一周的假，不能再耽搁太久了。如果你需要照相复制什么，就问那个职员。”他指指坐在房间另一端小平台上的一个职员，那个职员坐在那里无疑是要防止来访者从卷宗里抽走几页。

    密勒站起来和席勒握手，“多谢多谢。”

    “不客气。”

    密勒没有去注意另外三、四个俯在桌子上阅读的人，他两手捧着脑袋，开始披阅党卫军自己给爱德华·罗施曼所做的个人档案。

    全部有了。纳粹党证号码，党卫军号码，由本人填写和签字的对两个组织的申请书，体检证明，训练期结束后的鉴定，自己写的简历，调任公文，军官委任状，晋升证明等，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还有两张为党卫军登记用的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照片显示出一个六呎一吋高的人，头发剪得很短，发路分在左边，带着凶恶的表情注视着镜头，一个尖鼻子，一张嘴由于嘴唇太薄成了一条缝。密勒开始阅读……

    爱德华·罗施曼于一九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生于奥地利的格拉茨城，奥地利公民，是一个极受尊敬的酿酒工人的儿子。他在格拉茨上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他进了高等学院想成为一名律师，但失败了。一九三一年二十三岁时，他开始在他父亲工作的酿酒厂工作，一九三七年从酿酒车间转到行政部门。同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和党卫军，当时在中立的奥地利这两个组织都是被禁止的。一年以后希特勒并吞了奥地利，并且以普遍的迅速提升来犒赏奥地利的纳粹分子。

    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部队党卫军，并被送到德国，于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零年春接受训练，侵占法国时他在部队党卫军的一个单位里服役。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他从法国调回柏林——这里有人在页边注上“怯懦？”的字样——一九四一年一月他被派到帝国保安总署三处，即保安勤务处。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在里加建立了第一个保安勤务处特遣支队，八月他就成为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十月他乘船回到德国，当他把残存的里加犹太人移交给但泽的保安勤务处之后，就回到柏林去报到。他回到柏林的党卫军总部工作，并呆下来等候新的任命。

    卷宗里最后的那个党卫军文件显然一直没有完成，大概是因为柏林党卫军总部的那个胆小如鼠的小文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相当快地就交割了工作。

    附在那叠文件后面的最后一页显然是战后由美国人后加的。这张纸上用打字机打了这么一行字：“1947年12月英国占领区政府曾查询过这份档案。”

    在这下面是一个早被遗忘了的美国大兵文书的歪歪扭扭的签字，日期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密勒把档案收拢起来，从中抽出那份自传、两张照片和最后一页。他拿着这些走到房间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