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温勃列顿区闹市外边，密勒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那所房子，它座落在住宅区里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按过门铃之后，鲁塞尔勋爵亲自来开门。他是一个年近七十的人，穿着一件羊毛衫，系着领结。密勒作了自我介绍。

    他告诉这位勋爵说：“我昨天在波恩和安东尼·凯德贝雷先生一块儿吃午饭。他对我讲起你，还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你。我希望能和你谈一次话，先生。”

    鲁塞尔勋爵站在台阶上困惑地看着他：“凯德贝雷？安东尼·凯德贝雷？我好象想不起来……”

    “他是一个英国记者，”密勒提醒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他在德国采访过对战犯的审判，例如对约瑟夫·克拉默和其他在贝尔森犯罪的人的审判。你还记得这些审判吗？”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对了，凯德贝雷，对，搞报纸的那个家伙。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多年没见到他啦！好，咱们别站在这儿，天气够冷的，而且我也没有从前那么年轻了。进来，进来。”

    他不等回答就转身走进前厅，密勒在后面跟着，随手把一九六三年最后一天的寒风关在大门外面。他遵照鲁塞尔勋爵的吩咐把大衣挂在前厅的衣帽钩上，然后跟着他往里走进起坐间，那儿的壁炉里燃烧着受人欢迎的炉火。

    密勒拿出了凯德贝雷的信，鲁塞尔勋爵很快地看了一遍，惊异地扬起眉毛。

    “哼！叫我帮着追踪一个纳粹分子？你是为这个上这儿来的吗？”他从眉毛底下打量着密勒。不等德国人回答，鲁塞尔勋爵就接着说：“好啦，坐下，坐下。老站着可不好！”

    他们分别坐在炉火两旁罩着花椅套的扶椅上。

    “一个年纪轻轻的德国记者怎么追踪起纳粹分子来了？”鲁塞尔勋爵劈头就问。他的粗鲁和直率使密勒感到窘迫。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密勒说。

    “我也认为你最好如此。”这位勋爵一边说着，一边探身在壁炉架子上磕打他烟斗里的烟渣。密勒叙述的时候他又装烟斗，又点火，等他心满意足地喷烟吐雾的时候，德国人也讲完了。

    这位退休的律师听了以后似乎毫无反应。

    “我希望我说的英语能让你听懂。”密勒讪讪地说。

    鲁塞尔勋爵好象猛然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啊，对，对，反正比我撂下了这么多年的德语要强，人是爱忘事的，你知道。”

    “这个罗施曼的事……”密勒开始说。

    “对，有意思，很有意思，并且你还想试试看要找到他。为什么？”

    最后这个问题是针对密勒而来的，他发觉老人的眼睛从眉毛下边锐利地盯着他。

    “嗯，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回答说，“我认为应该找到这个人而且审判他。”

    “哼！我们不是全都这么想吗？问题是他会受审吗？会有审判他的那一天吗？”

    密勒直截了当地顶了回来：“如果我能找到他，他会受审的。你就相信我这话吧。”

    这位英国勋爵似乎无动于衷。从他烟斗里喷出来的一股股小烟圈，连成完整的一串飞向天花板。双方都一直不吭声。

    “阁下，重要的是你还记得他吗？”

    鲁塞尔勋爵似乎吃了一惊：“记得他？啊，对，我记得他，或者说至少记得这个名字。真希望能把他的长相和名字对起来。你知道，一个老人的记忆往往随着年纪而淡漠，而且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人又有那么多。”

    “你们的宪兵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格拉茨把他逮捕的。”密勒告诉他说。

    密勒又从上衣胸袋里取出两张影印的罗施曼的照片递了过去。鲁塞尔勋爵凝视着这两张一张正面、一张侧面的照片，然后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