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最后说，“我想起来了！我现在有印象了。是的，这份卷宗是格拉茨战地保安部门几天以后给我送到汉诺威来的。凯德贝雷就是从那儿搞到他的材料的，从我们在汉诺威的办公室。”

    他顿了一下，迅速地转向密勒：“你说你那个陶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他同另外几个人一起开着车经过马格德堡往西去的吗？”

    “他在日记上是这么说的。”

    “嗯，这个时间是在我们逮住他以前两年半。你知道这期间他呆在哪儿吗？”

    “不知道。”密勒说。

    “呆在一所英国战俘营里。不要脸的东西！好吧，年轻人，我尽量给你补上这一段。”

    那辆载着爱德华·罗施曼和他那些党卫军同伙们的汽车，穿过了马格德堡，立即向南转弯，驶向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四月底，他们到了慕尼黑，这伙人就分散了。罗施曼这时穿的是德国陆军下士的军装，用的证件虽然是真名，但身分却是陆军人员。

    当时美国陆军部队正在慕尼黑以南横扫巴伐利亚全境，美军关心的不是已经在行政管理上成为负担的平民百姓，而是由于谣传纳粹组织已缩进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离希特勒在柏赫特斯加登的住所不远的一个要塞，企图在那里顽抗到最后一个人。所以当巴顿将军的部队席卷巴伐利亚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那数以百计不携带武器、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

    罗施曼夜里摸黑赶路，白天就躲在伐木工人的茅屋和谷仓里，就这样越过了德奥边界（其实这条边界从一九三八年合并以来就不复存在了），继续向南朝着他的家乡格拉茨前进。他知道，到了格拉茨，不管城里城外，总会有人能掩护他的。

    他绕过了维也纳，但在五月六日那天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被一支英国巡逻队发觉了，他昏头昏脑地企图逃窜。他刚刚一头扎进路边的灌木丛里，枪弹就象冰雹似地落了下来，其中一颗射穿他的胸膛，刺透了一边的肺叶。这些英国大兵在黑暗里仓促搜索了一阵就过去了，没有发现灌木丛里的这个受伤的人。

    从这儿他爬到了半哩地外一个农民的家里。

    当时他还神志清醒，就把格拉茨一个他熟识的医生的姓名告诉了那个农民。那人在夜里骑着车悄悄地穿过宵禁，把医生找了来。足有三个月的时间，罗施曼在朋友们的护理下，开始时在那个农民家里，后来又住进了格拉茨城里的一所房子。当他自己能够行动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三个月，而奥地利已处于四大国占领之下，格拉茨正处在英国占领区的中心。

    当局命令所有的德国士兵进战俘营服役两年，罗施曼估计那里是一个最安全不过的地方，就去自动投案了。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八月，罗施曼安稳地呆在战俘营里，正好躲开了当时对最凶残的党卫军刽子手的追捕。因为在投案的时候他假冒了他的一个旧友的名字，那个人曾在陆军服役，早已战死在北非。

    当时有好几万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都是根本没有任何身分证件的，所以盟军当局就把他们自报的姓名信以为真了。

    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来甄别那些陆军军士。一九四七年夏天，罗施曼获释了，他满以为离了战俘营的监护也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他估计错了。

    有一个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是维也纳人，发誓要向罗施曼讨还血债。这个人经常出没在格拉茨的街道上，等待着罗施曼回家。在格拉茨有罗施曼一九三九年离家时留下的父母，还有他一九四三年休假时娶的妻子海拉·罗施曼。老头在罗施曼父母住的房子和他妻子住的房子之间往返徘徊，一心等候这个党卫军的归来。

    罗施曼获释后，先是在格拉茨郊外充当农业工人。后来，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回家去过圣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