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它的首脑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一九四二年他在布拉格被刺后，恩斯特·卡腾布伦纳接替了他的职位。卡腾布伦纳后来被盟军处决了。那些迫使被审讯者开口的酷刑，就是他们这一伙人发明的，这些酷刑在德国本土和被占领国家都用上了。

    “四处是以海因里赫·缪勒为首的盖世太保（缪勒依然下落不明）。其中有个犹太科，所谓B4部门，头子是阿道夫·埃希曼，由以色列人把他从阿根廷绑架到耶路撒冷处决了。五处是刑事警察处，六处是国外情报处。

    “三处这两个有名的头目，海德利希和卡腾布伦纳，同时也执掌整个帝国保安总署的大权。这两个人掌权的整个时期，一处的头目一直充当他们最好的代理人。这个头目就是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目前，他在汉堡一家百货公司弄到了一个报酬挺高的位置，住在福格威德。

    “如果我们要清算这笔罪行，主要责任都在党卫军的这两个部门，有关人等不过几千人，而决不是构成当代德国的千百万人。所谓六千万德国人集体犯罪的理论，却把千百万与这种大屠杀毫无关系的儿童、妇女、老年人、土兵、海员和飞行员等都包括了进去。这种理论最初是盟国制造的，但它非常适合前党卫军成员的需要。这种理论成为他们最好的帮手，因为他们发觉（有少数德国人似乎也发觉了这一点）只要这种集体犯罪的理论毫无争论地存在下去，就不会有人去追究真正的罪犯甚至直到今天还藏身在‘集体犯罪’的理论后面。”

    密勒用心地咀嚼着他所听到的一切，被害者数字之大使他惶恐不安。很难把一千四百万人一个个设想成单个的人，而在雨天的汉堡某条街上死在担架上的那一个人却很容易就浮现了出来。

    “陶伯明说了他自杀的原因，”密勒问道，“你相信吗？”

    维森塔尔先生琢磨着一个信封上两张美丽的非洲邮票，“他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曾在歌剧院的台阶上看到了罗施曼，这一点，我想是对的，如果他的想法就是如此，那他是对的。”

    “但是他根本没有去找警察呀。”密勒说。

    西蒙·维森塔尔又剪开另一个信封，细看了里面的信。

    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回答说：“他是没有去，从程序上说他应该去一趟。但是我认为去也没什么用，无论如何在汉堡是没有用的。”

    “汉堡有什么毛病呢？”

    “你不是去过那里的州检察院吗？”维森塔尔宽厚地问道。

    “嗯，我去过，他们没帮什么忙。”

    维森塔尔抬起眼睛，“汉堡检察院在我这个办事处里恐怕名声不怎么样。就拿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来说吧，你记得这个名字吗？”

    “当然记得，”密勒说，“他怎么啦？”

    为了作答，西蒙·维森塔尔把书桌上的纸堆翻了一阵，取出其中一份看了一会儿，“在这儿呢，”他说，“西德当局把他列为141JS747／61号文件。你想听听他的事吗？”

    “我有充分的时间。”密勒说。

    “好吧，听着。他战前是汉堡的盖世太保头目，他从那儿很快地爬上了帝国保安总署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部门的最高职务。一九三九年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领导一支清剿队，一九四零年时他是波兰全境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头子，当时波兰的所谓普选政府设在克拉科夫。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在那一期间，主要是通过‘AS行动’在波兰消灭了几千人。

    “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柏林，晋升为保安勤务处的人事首脑，这就是帝国保安总署的三处。他的顶头上司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他就成为海德利希的副手。在发动对苏战争前夕，他参与了组织跟在军队后面进去的清剿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