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的原因，捏造了一些证据，自告奋勇地出来为党卫军逃亡者奔走呼号，说什么盟军对这帮人逼迫过甚了。

    在罗马的红衣主教中，有一个德国籍的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曾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上千人送到了安全地带。党卫军刽子手的主要转运站是罗马庞大的法兰西斯卡修道院，他们在那儿藏匿、食宿，一直等到办妥证件，便首途去南美。有时候，党卫军人员也使用由梵蒂冈出面从红十字会搞来的旅行证件，而他们的船票在很多情况下则是由慈善机关“卡里塔斯”付款的。

    这是敖德萨的第一桩任务，绝大部分都成功了。究竟有多少如被盟军捉获就定然伏法的党卫军刽子手被他们安全送走，这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是这个数字肯定要占应处死刑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敖德萨把战争中搞集体屠杀获得的盈利从瑞士银行转移出来，舒舒服服地安置好自己，便退居一旁，看着一九四五年的各盟国之间关系逐渐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南美的敖德萨的头子们，抛弃了当初想在战后迅速建立第四帝国的主张，认为那是不现实的，但随着一九四九年五月一个新的共和国在德国西部的成立，敖德萨的头子们又给自己规定了五项新任务。

    第一是指使前党卫军成员重新渗入新德国的各个生活领域。从四十年代末到整个五十年代，前党卫军的成员们混进了各级文职机构，回到了律师事务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进入了警察部队、地方政府和部门。他们利用这些职位，哪怕是多么低下，便能互相保护免受调查和起诉，增进彼此的福利，而且一般还能在某些过去的“同志”（这是他们之间互用的称呼）万一遭到调查和起诉时，尽可能地进行阻挠。

    第二个任务是渗入政权机构。这些前纳粹分子避免担任高级职务，而主要伸进执政党的区级基层组织中去。再说，并没有法律规定禁止一个前党卫军成员参加一个政党。结果竟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一贯强烈主张侦讯前党卫军罪行的政治家曾被选入基督教民主联盟或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联邦议院或同样重要的权力很大的省议院。这个现象看来象是巧合，其实未必。有一位政治家索性简单干脆地说：“这不过是选举中的数学问题罢了。因为六百万死掉的犹太人不能投票，可是五百万从前的纳粹分子却能并且在每次选举中投了票。”

    这两项任务都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的，那就是放慢（如果不是中止）对前党卫军成员的调查和起诉。在这方面，敖德萨还有一支庞大的同盟军。这就是有几十万德国人心里明白他们当年或是曾帮助党卫军做过一些小事，或是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从未揭发。他们多年之后在社会上或业务上已经有了地位，并且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对于着力调查往事的想法就不那么爱听，更不用说在某地的法庭上审判党卫军罪犯时提到自己的名字了。

    敖德萨在战后德国的第三项任务是重新渗入企业、商业和工业。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有某些前党卫军成员为此目的而利用苏黎世的存款做开了生意。在五十年代初期，任何一家经营比较得法的公司，只要握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就能充分利用五十和六十年代蹒跚到来的经济奇迹，成为生意兴隆的大企业。敖德萨的目的就是抽取这些企业的盈利来影响报纸对党卫军罪行的报道（通过广告收入），资助在战后德国时隐时现的各种为党卫军说话的宣传品，支持某些极右翼的出版社，和为生活困难的“同志”提供工作。

    第四项任务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为不得已而受审的前党卫军成员提供尽可能好的法律辩护。凡有一个党卫军凶手出庭受审，他的辩护律师一定是德国最高明、收费最昂贵的律师。即便当事人是个穷光蛋，也从没有人追问是谁代他付这笔钱的，而这些律师更是矢口否认他们会为党卫军成员免费服务的。

    第五项任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