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宣传。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从鼓励散发极右翼的小册子，到在议院走廊里进行游说，争取最后批准的“限制法令”将使党卫军的全部罪责在法律上停止追究。他们还竭力使当代的德国人相信，被杀害的犹太人、俄国人、波兰人等等的数字，实际上只有盟军所统计的数字的一个零头（通常提到的数字是死了十万犹太人）；他们还特意指出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正在某种程度上证实希特勒是正确的。

    但是敖德萨的宣传重心所在，则是说服当代七千万德国人，使他们相信党卫军是和国防军一样的爱国士兵，这些过去的伙伴们今天应该团结一致（这种宣传是颇有成效的）。

    这真是他们异想天开的一招。

    大战期间，国防军对党卫军保持相当的距离，对它表示厌恶，而党卫军则根本不把国防军放在眼里。最后，成百万年轻的国防军被赶向死亡或沦为俄国人的战俘，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生还，而党卫军成员正是靠牺牲他们才能另找乐土安享余生的。党卫军曾处死了几千名国防军，其中包括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反希特勒事件中株连的五千人（实际上真正有牵连的才不到五十人）。

    何以德国前海、陆、空军人员竟然能认为前党卫军成员值得被称为“同志”，更不用说值得与之团结一致，保护他们不被起诉了，这实在是一个谜。然而敖德萨的真正成就也就在于此。

    逐渐地，敖德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挠了西德当局对党卫军战犯的追捕和审讯。它取得成功是靠它的残暴手段，有时甚至对可能向当局彻底坦白的同伙下毒手，靠盟国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的各种错误，靠冷战，以及靠德国人通常在道义问题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这种怯懦和他们在战斗任务或重建战后的德国之类的技术问题面前迸发出来的勇气适成强烈的对比。

    当西蒙·维森塔尔结束叙述以后，密勒放下他的铅笔，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可一点也不知道。”他说。

    “知道这个的德国人没有几个，”维森塔尔承认说，“实际上，知道敖德萨的人也很少。这个词在德国几乎没有人提起，就象美国黑社会的人会强烈地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一样，任何前党卫军的成员也同样否认敖德萨的存在。坦白地说，敖德萨这个词儿现在已经没有以前使用得那么多了。新的代替词是‘同志情谊’，这就象黑手党在美国被称为‘我们的事业’一样。但是，名称又算得上什么呢？敖德萨还存在着，而且只要还剩下一个需要保护的党卫军罪犯，它就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你认为我将面对的是这样一些人吗？”密勒问道。

    “我确信这一点。他们在哥德斯山温泉对你的警告，不可能来自任何别人。要当心，这些人会下毒手的。”

    密勒的思想已转到别的事情上。“当罗施曼的妻子暴露了他的新名字，他便再次失踪后，你是说他需要搞一张新的护照吗？”

    “当然啦！”

    “为什么你特意指出需要一张护照呢？”

    西蒙·维森塔尔往后靠在椅背上，点点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感到纳闷，让我来解释给你听吧！在战后的德国，在奥地利也是如此，有成千上万没有身分证的人在各处流浪。有的人的确是遗失了，另外一些人则是故意扔掉的。

    “要想得到新的身分证，正常的手续是出示出生证。但是从苏占区逃出来了几百万人，你用什么方法能证明某个人是否生于远在铁幕后面的东普鲁士的某个小村子里呢？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存放出生证的房子已被炸毁了。

    “因此现在的手续十分简单，只要有两个证人保证某人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人，一张新的个人身分证就可以到手了。战俘也同样没有证件。当他们被释放时，英美的战俘营主管部门就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