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释放证，证明约翰·舒曼下士已从战俘营获释。这个土兵把释放证交给民政当局，当局就按同样的名字填发身分证。其实只是这个人自己告诉盟军他叫约翰·舒曼罢了，他的真姓名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反正也没有人去查问。就这样，他获得了一张新的身分证。

    “战争刚结束后的时期里，这种作法是行得通的，大多数暗藏的党卫军战犯都这样获得了新的身分证。但是对这个在一九五五年被暴露出来的罗施曼可怎么办呢？他没法去找当局声明他的证件在战争中丢掉了。他们保险会问他这十年来是怎么混过来的。所以现在他需要的是一张护照。”

    “这些我都能明白，”密勒说，“可是为什么非得需要一张护照呢？为什么不搞一张驾驶执照或身分证呢？”

    “因为共和国成立不久，德国当局察觉到有成百成千的人用着假名字在各处游来荡去。因此需要有一种经过周密审查的证件作为验证其它证件的根据，他们挑中了护照。你要想得到一张护照，就必须出示出生证、若干旁证和许多其它证件。只有对这些证明作了详细审查以后，才发给护照。

    “但是反过来说，一旦你有了护照，你凭着它就可以得到其它一切证件。因为既然事先有官吏详尽地审查过持有护照的人，当然对出示护照的人就无须再作进一步的审查了。罗施曼拿到了新护照以后，就可以迅速地弄到其它的证件，例如驾驶执照、银行户头、信贷卡片等等。所以在今天的德国，护照成了取得任何其它证件的万能钥匙。”

    “这个护照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敖德萨来的，他们之中一定有某个能够制造假护照的人。”维森塔尔说。

    密勒思索了一会儿。“谁能找到伪造护照的人，谁就能找到可以证实罗施曼身分的人，对不对？”他提出说。

    维森塔尔耸耸肩膀：“也许可能，可是这就费大事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设法打进敖德萨。只有一个前党卫军人员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下一步该上哪儿去呢？”密勒问。

    “我想你最好的一着是想法找找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不敢说他们能进一步对你有多少帮助，但他们是一定愿意帮助你的。我们全想设法找到罗施曼。”他把书桌上的日记打开，“看，这儿提到一个从慕尼黑来的奥莉·阿德勒，她在战争期间一直和罗施曼作伴。说不定她还活着，又回了慕尼黑呢！”

    密勒点点头。“她如果回来了，会到哪儿去登记呢？”他问道。

    “在犹太会馆。这个组织还存在，它那里保存着慕尼黑犹太社会的档案，那是从战争以来的全部档案，其它一切都被毁掉了。我要是你，我就去那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