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科瓦尔斯基好像命中注定要倒霉似的。星期三早晨邮政总局不能打电话,如果他要打电话的话,他可能会错过班机。这天给波瓦契的信还在信箱里。他取了五封信,把它们放在铁盒内锁好,很快地动身回到旅馆。9点半罗丹上校让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内睡觉,下一班他将在屋顶值班,时间是当天晚上7点开始。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只是为了拿他的手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自己的枪上街),并把它塞进枪套内。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么鼓起来的枪和枪套在100码内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缝制得很蹩脚,他挂起枪,看起来像鼓起的口袋一样。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买的贝雷帽塞在衣袋里,又把他六个月积存下来的一卷意大利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衣袋,然后关上门出去了。
楼梯口服务台的值班人员抬头望着他。
“他们让我打一个电话去。”科瓦尔斯基说,用拇指向上面九层楼指了一下。值班人员什么也没有说,只看着他走进了停在那里的电梯。几秒钟后他已经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坐着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本《今日》周刊。当这个波兰人在街上张望着找出租汽车的时候,那人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的太阳眼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看看没有车,科瓦尔斯基就向街角转弯处走去。这个拿杂志的人也就离开咖啡馆的阳台,走到人行道边。一辆小“菲亚特”汽车从街上停车的巷中开过来停在他面前。他跨进了车,这部“菲亚特”汽车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踪着科瓦尔斯基。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就向它招手。他告诉司机说:“菲乌米齐诺。”
在机场上,他来到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以现金付了票款,向办事处女职员表示他既没有衣箱也没有手提行李,并且听到女职员通知他,乘11点15分飞马赛班机的旅客1小时零5分后就要登机了。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那个行动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着他。
为了消磨时间,他信步走进咖啡厅,在柜台前买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里他能看到好多飞机上上下下。虽然他不知道飞机是怎样会飞的,但他喜欢飞机场。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飞机的声音,就表示德国的和俄国的战斗机,或者是美国的飞行堡垒。后来在越南,这些声音就意味着B26型轰炸机,在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战斗机。现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机场,他喜欢看它们像很大的银鸟似地从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声,在它碰到地面以前,好像用绳索把它挂在空中一样。虽然他在社交上很胆小,但他却喜欢看那飞机场里无休止的喧闹。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变,那么他很可能在飞机场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无法改变了。
他的思路又转向了小西尔维,这使他双眉紧皱。他痛苦地对自己说:这太不公平了,她将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坏蛋们却活着,真是不公平。罗丹上校曾对他谈起过他们,是他们这些人使法国遭难,他们背叛了法国军队,毁灭了军团,而且把无数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抛给了恐怖分子。他认为罗丹上校从来没有错过。
他的班机发出了通知,他跟着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门,沿着炎热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约100码处的飞机前。在观望平台那边,有两个罗兰上校的特工人员在注视着他一步步登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一顶扁圆的帽子,面颊上贴了一块橡皮膏。有一个特工转身望着另一个特工,眼眉间有一种焦急的表情。当飞机起动,开始飞向马赛时,两个特工人员就离开原来的位置,他们向候机大厅方向走去,在公共电话室前停下,其中一人进去拨了一个罗马的本地电话号码。他向对方报告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