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系紧安全带。”

    我们起飞了！达娜心情很激动。她打量了本·阿尔贝特逊和沃利·纽曼。本·阿尔贝特逊是达娜的制片人，四十几岁，满脸络腮胡须。他曾制作过电视上第一流的新闻节目，深受人们敬重。沃利·纽曼是摄影记者，五十多岁了，天资聪颖，热情洋溢，对于这次分配的新任务跃跃欲试。

    达娜在思考着即将面临的任务。他们的飞机将在巴黎停留，然后飞往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最后到达萨拉热窝，这两个城市都在前南斯拉夫。

    达娜在华盛顿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曾经会晤了外籍编辑舍丽·麦克奎尔。“在萨拉热窝，你要弄到一辆卫星转播车，把采访的消息输送到卫星上。”麦克奎尔对她说，“我们在那儿没有这种车，只好租一辆，从拥有卫星的南斯拉夫公司购买转播时间。如果情况顺利，我们随后会弄到自己的车。你将在两种不同层面上操作。有些新闻要现场采访，但是大多数是录音转播。本·阿尔贝特逊会告诉你有关他的工作。拍摄的总尺数由你传递，你要在当地一家演播室处理好音响。我把公司的最好的制片人和摄影师都给了你。你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些鼓舞的话，达娜后来都铭记在心。

    在达娜动身的前一天，马特·贝克打了电话，那声音很粗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马上就去。”达娜挂起了话机，心理上是理解的。我调动了工作，他想更改，不想让我走。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达娜暗暗下定决心：好吧，我要和他作一番较量。

    十分钟以后，达娜大步踏进马特·贝克的办公室。

    “我知道你找我要说些什么，”她先开了口，“但是那样做于你无益。我要走！我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梦想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到了那里我能干些有益的事。你应该让我有个尝试的机会。”她深深吸了口气，目中无人地说：“说吧，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

    马特·贝克看看她，挺和谐地说：“。”

    达娜眨巴着眼。“你说什么？”

    “Bon voyage，意思是祝你‘一路顺风’。”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难道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

    “我叫你来，是因为已经和几个外国记者谈过话。他们有些参考的话叫我转告你。”

    这个脾气粗暴得像熊一样的人竟然不嫌麻烦，花时间找一些外国记者谈话，以便帮助她！“我——我不知道该怎么——”

    “不知道就别说了，”他咕哝着，“你要去的是个战火纷飞的地方，无法保证你有百分之百的安全，因为子弹乱飞，是不认人的。可是，你一旦身处战斗中心，你会全身激动，有可能不顾一切，干出一些在平常情况下不会干的傻事。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时刻不忘安全，不要一个人在大街上徘徊。再有价值的新闻也比不上你的生命有价值。还有一件事……”

    关照的话差不多讲了一个小时。最后他说：“好吧，就这些了。要多保重。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简直会发疯的。”

    达娜欠起身，吻了他的面颊。

    “以后不准再这样了，”他大声说着便站起身，“达娜，那边的情况很艰苦。到了那儿以后要是改变主意想回来，尽管告诉我。我会安排的。”

    “决不改变。”达娜信心十足。

    然而后来的结果表明：她错了。

    飞机飞往巴黎并不顺利。他们在戴高乐机场下来，三个人乘着机场小汽车转乘克罗地亚航班。飞机延误了三个小时。

    当天晚上十点，克罗地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萨拉热窝的布特米尔机场着陆。乘客们一窝蜂地拥到保安大楼。那里有穿制服的卫兵在检查护照以后才叫他们离开。达娜正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