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和权利。”（《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

    评论家们更高度肯定和评价所达到的艺术高峰和取得的艺术成就。李星说：“不仅成功把现实主义的潜能利用得很充分的艺术，而且成为将东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观同西方文学中的象征广义、生命意识，拉美魔幻主义相结合的特色鲜明的现代艺术。……它昭示着这样一种艺术现象：大作品的产生往往并不代表新方法的产生：大作品往往产生在前辈作家探索拓荒的基础上，产生在新方法的成熟阶级；它吸收和继承了、取代了以往的生命。”雷达认为作品“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找到了一种有能量、有张力的叙述方式。它的意义决不限于叙述语言，它是一种浓度很大的，致力于回到事物本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表现”。林为进分析这部分长篇的结构艺术说：“网状式的结构，全程独作品的内容丰富，不流之于单调呆板。而舍弃了单线或所谓复线的描述，网状的构架，使整部作品像个浑厚的球体。此外也比较好的扩大了作品的空间感。”

    但也有一些与上述看法有别或不同的意见。南帆在《文学·历史·叙事话语——读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文指出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创伤。他说：“陈忠实从白鹿原的芸芸众生之中提炬出了三种势力。宗法家庭的势力，叛逆者的势力，政治势力。白鹿原上的诸多人物和事件集结于这三种势力的周围”。然而“政治这支线索上的故事多半了无新意。片断和细节均未成为衍生故事的内核。小说仅仅按照大革命时期、搞日时期、国共战争时期排列人物的经历，叙事话语穿透时间的功能不知不觉地萎缩了”。他说：“我们还可以发现，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与其他两条线索之间出现了游离和脱节。甚至可以设想，即使将这支线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说的完整性并未受到明显损害。这恰好从反而证明，的叙事话语出现了破裂。”“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个破裂解释为一种疏忽。也许陈忠实并未详细考虑儒家传统与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无法继续想象它们之间冲突与交织所形成的生动故事。可是，思想的回避并不能代零替叙事的回避。未完成的思想只能导致未完成的叙事。”“这在里面留下一个重大的艺术创伤。”（《作家报》1994年1月8日）

    发生于2000年间的李建军的“直谏陕军”，也涉及到对于的评价与批评。在2000年9月于陕西西安召开的 《〈白鹿原〉评论集》研讨会上，《〈白鹿原〉评论集》的责编李建军在基本肯定的艺术成就的前提下，针对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指出作品“有狭隘的民族意识”，“缺乏博大的人道情怀”；其中一个典型的细节是，鹿兆海杀死一个日本兵就要割取一绺头发，而朱先生又用燃烧这些头发去祭奠死去的鹿兆海。李建军觉得这些地方让人很不舒服。（李建军此前著有《宁静的丰收——陈忠实小说论》，在出版当年的1993年第4期《小说评论》上，发表过《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史诗》）这样的一个不无尖锐的意见，作者陈忠实欣然表示接受。由此，批评作家的批评家与被批评的作家成了坦诚相见的朋友，这也给当下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200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白鹿原〉评论集》。评论集选收录问世后海内外公开发表的有新意、有见解，且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文章。所选文章分为综评类、文化批评类、艺术形式批评类、比较批评类。此外还有编辑感言、作者访谈、研讨会综述报道及记写陈忠实其人其事的其他类文章。评论集所收录的文章反映了问世后几年间批评家对解析、研究的成果，有艺术上的肯定，也有艺术上的批评，反映了作者同时代人对这部重要作品的阶段性艺术思考的最新成果。

    陈忠实：《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中篇小说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