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动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正当一批学者惊喜的发现文学史中的“新鲜血液”，认为金庸作品为“沟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推动力量，并试图将金庸引入正统文学史的时候，批评界亦传来了反对呼声。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发表鄢烈山一篇名为《拒绝金庸》的文章，文中将武侠小说定性为“下流”，“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得活灵活现”；广西师大中文系的林焕平教授也曾在1995年3月号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问题》一文，文中首先肯定了金庸小说中几个明显的特点：1、金庸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对明清两代了解较深，所写小说大体以宋金元明清为历史背景，对照历史来写，是一个创新；2、金庸的武侠小说重视塑造人物，以人物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写出栩栩如生、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3、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是长篇，故事情节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结构庞大，气势磅礴；4、雅俗共赏是金庸小说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同时，文章还针对“金庸热”现象中的诸种论点提出反驳，认为金庸小说是新派武侠小说，只是现代小说中的一种类型，而并非现代小说的发展方向；金庸小说并非以“五四”新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农兵文艺以及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学为革命对象，欲求建立新的文学传统，因而不能称之为“文学革命”；对于重排文坛座次的问题，文章进行了严厉的反驳：“七、八年前，有人提出现代主义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要重写现代文学史，受到文艺界的批评。今天，又有人提出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而重排文坛座次，使人感到是不是七、八年前重写现代文学史的主张在新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方式付诸实践？”

    针对这些反对意见，严家炎以《答“拒绝金庸”——兼论金庸小说的文学史地位》一文对上述文章的内在逻辑进行反驳，并在日后多篇文章中指出，金庸小说之所以受到不同年龄、不同立场、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广泛追捧，其原因大致为：

    1、金庸小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具有娱乐消遣性，但金庸小说几乎每一种都有不同程度的比较深刻的思想，拿来说，不但塑造了郭靖这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而且通过临近结尾时郭靖和老年成吉思汗的一番政论，探讨了什么样的人才算真正的英雄。成吉思汗回顾自己的一生，志得意满，觉得自己东征西讨，建立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能够比得上他。郭靖却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杀的人多未必算是英雄。这个看法就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把的思想向上提升了一步；

    2、金庸小说虽然描写古代的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的精神。传统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们在弘扬侠义精神和同时，也留下了诸如嫉仇嗜杀、热衷仕途、汉族本位、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的印记，金庸作品则对此类思想观念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中的郭靖，怀着家仇国恨对完颜洪烈实现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了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他自己想父亲的仇虽然报了，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

    3、金庸改革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从浪漫主义走向象征寓意，这种创作方法上的革新不仅大大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段，更使作品于武林世界之外展示出多层次的思想意蕴，从而极大地扩充了这类小说的艺术容量；

    4、金庸小说还包含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体现了过去武侠小说从未有过的相当高的文化品味。金庸武侠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