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小说的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以写出“义”为核心，涉及儒、道、墨、释、诸子百家，又涉及中国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以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金庸小说还广泛借鉴吸收了各种文学乃至戏剧和电影的长处，重视小说情节的内在逻辑及人物性格的塑造。金庸还常常用戏剧的方式去组织和建构小说内容，使某些小说场面获得舞台演出的效果，如中郭靖在牛家村秘室疗伤时，通过一个小孔看到外面一拨又一拨人来了又走的情景，以及柯镇恶躲在铁枪庙塑像后面慢慢获悉欧阳锋残害江南五怪后嫁祸黄药师的真相，都吸取了戏剧舞台调度的手段，使作品情节内容更加丰富。

    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场“金庸之争”，实际上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雅俗之争”，或者说是“通俗文学”经典化的实践，这场争论更深层次的是反映出在已经初步完成思想解放的90年代中期，大批学者渴望通过对以往文学史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界定，实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理想。

    经一番论争过后，通俗文学不仅没有再次从文学史中销声匿迹，反而备受研究界注目，对于“雅/俗”文学的研究，也成为许多研究者转而研究的新课题，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当代通俗文学的代表，更是受到广泛关注。1998年，美国、中国内地以及台湾，分别召开了金庸小说研讨会。随着“金庸热”的再一次升温，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内地再次掀起“金庸论争”，而这次论争的起源却是同样进行“通俗文学”创作的内地作家王朔。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我看金庸》的文章，作者王朔以其独有的、为广大内地读者所熟悉的调侃笔调批评金庸，认为其作品“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主题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人物则“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将金庸小说与四大天王、成龙电影和琼瑶电视剧一同列为“四大俗”，并将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列为“四大支柱”。此文一出，引起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媒体为此特别开设专题，引发辩论，相较之下，文学研究界和评论界的反应却显得冷静许多，内地的金庸研究专家陈墨针对王朔的批评提出异议，认为金庸小说是不断从武侠幻想走向人生现实，从古典价值观念走向现代人生，并非是“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

    随后，袁良骏于1999年11月10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一文，肯定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但认为他“依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痼疾，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总体构思的概念化、公式化，脱离了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天马行空，云山雾罩，刀光剑影，打打杀杀，拉帮结派，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最终将金庸小说归结为低档次和低品位的畅销书，并且“不客气地说，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这种批判与反对显然是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之上，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武侠小说的弊病加以批判，但却因其忧患意识之切而形成过于偏激的观点和言辞，难免遭人非议，此后严家炎便几度撰文与袁良骏就金庸小说展开讨论。

    尽管“金庸热”不断引发人们的各种争论，但无论如何，金庸确是一个幸运的作家，他创作武侠小说十余年，封笔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中，他在世人“追捧金庸”与“拒绝金庸”的纷争之中，目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