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点，我们却也不能忽略。余钦磊被现实所逼，打算出国，只要去“一两年”，并没有要移民到美国永居的意思。这表示他还要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国，自己的“岗位”。所以，我们不宜说他“放弃”了理想，“屈服”于现实；只能说他“搁下”了理想，“接受”了现实。可叹的是，他可能没想到，现实的压力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愈积愈重。他也许以为“暂时”搁下理想，可是如此一搁，重新拾起的希望就愈来愈渺茫了。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看吴柱国和他的处境。

    吴柱国是《冬夜》小说的第二主角，作者对他的处理，份量不及余教授，可是从作者对他那么一点的客观描绘里，特别从吴柱国本人的谈话内容和语气里，我们同样活生生的看到他，并感染到他内心深处的困苦。基本上，他的故事和余钦磊相似——都是现实战胜理想的无可奈何的悲哀故事。

    在小说开头描述部分，作者藉由余教授的回想，描写吴柱国这次回国抵达松山机场时之外貌与风度：

    ……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了；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

    这样的描绘，制造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时间和吴柱国，并非“逆行”，而是“顺行”。使人觉得岁月并没有能改变他。可是实际上如何？

    他的改变，不如余教授的改变那样明显。一大原因即他并非首要主角，作者没把他年轻时候的面貌长相，呈现介绍给读者，因而在外形上，我们无法比较他的今昔（不像余教授，有秃头与浓发等之今昔对比）。作者对吴柱国的兴趣，和要表现的重点，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态度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而造成的转变。

    吴柱国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国留学的。他本拟次年返国，却因大陆易帜而留居美国，转眼二十年，这些年内，他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历史，写过几本关于唐代政治历史的书，成为国际有名的东方历史权威。

    客观说来，这样的成就，确实是很不错的了。他应该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国际间宣扬了一点中国文化！在松山机场上他表现的那种“学者风范”，和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谈话过程中，我们窥知这位“从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学者，内心却迫压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虚的感觉。

    从小说对白，我们得知五四运动时，北大青年打入赵家楼，下监狱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吴柱国。他又扛大旗领队游行，跟警察打架，足见当年他是一个热血奔腾，志气高昂，不肯妥协的爱国青年。他的爱国情操，深植于他心中，尽管久居国外，久未接触祖国土地，在他那国际学者的形貌下，却一直珍留着中国灵魂。抵达余教授家的时候，他脱下大衣，“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棉短袄”，就是作者的一个暗示。

    他留在美国教书，成为权威教授。从表面上看来，也就是从他实际活动表现评论起来，他都十分成功地适应了新环境。可是他心底深处，却埋藏着一份不肯说出口的隐痛。所以，他在国外大学教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当年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五四是他的光荣，五四精神没人能比他更了解。但当哈佛大学一个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在东方历史学会宣读论文，用纯理性观点把五四运动批评得体无完肤，他却一句辩驳话也不说，默默离开了会场。最深痛的悲哀是说不出口的。要说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当笑话来讲。在美国任教二十年，吴柱国只一次向学生提到五四运动，那是因为看到美国学生闹学潮而引起的话题，“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