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酿造
玩,当笑话讲罢了”。
吴柱国内心的空虚无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灵魂压得麻痹了。于是他任由自己像个机器人似的活在现实世界,习惯地向外国学生吹嘘李唐王朝的强盛,并为免被解聘,为升级,“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书〕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二十年的讲课吹嘘。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都是空话啊”!
这一苦闷郁结,他深锁内心一隅,不向人发抒,自己平时大概也无暇去想。为了在现实中生存下去,他忙碌于自认为空虚无用的工作,“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可是现在,坐在台北温州街余教授家咀,沉浸在旧日友情和往事回忆的温暖中,这一郁结突然逐渐舒松争开。我们注意到,二友谈话过程中,吴柱国仿佛被一股力量驱使,非向余教授“认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层层剥开不可。
如此,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吴柱国揭露了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自我”。而这个揭开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吴柱国,和他平日呈现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装的解脱,来暗示“面具”的解脱。我们记得吴柱国抵达松山机场时,穿黑呢大衣,戴银丝边眼镜,手持烟斗。他一到余宅。先就脱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说起五四运动被美国学生无情地“重新估价”之经验,他“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
除了衣服饰物的装戴和解脱,吴柱国的整个神态仪表,给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间,也成一个强烈对比。在飞机场时他梳理得“雪亮”的一头银白头发,进入余教授家“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那份“恂恂儒雅”“从容不迫”的风度也消失不见,话说急时,他会迫促地“挣开余教授的手”,声音会变得“激动”“痛苦”,并“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
衣饰和仪表的改变与对比,当然都是影射吴柱国在现实世界里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讳在内心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大差距。五四时代,他满腔热血,敢做敢当,表里如一。为达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协。可是如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现实生活的压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来,把“精神”榨挤一角,而和现世取得了妥协,从他的谈话内容与口气,我们很可以感觉到他现今这种妥协的生活态度。回台后,他忙于参加应酬,就是一个例子。以前他最“直”,现在变得甚“圆”;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但大概因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还是要赴约敷衍交际一下(余教授则保留住某种憨直,还是“方”型人物,“不会讲虚套”,因而和邵子奇断绝了来往)。告别的时候,吴柱国说次日一早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作者用“政治”大学,而不用台大或师大,似亦存心传达某种暗示。
不错——尽管吴柱国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时间毕竟也改变了他,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和余钦磊的遭遇一样,“现在”总征服“过去”,“现实”总征服“理想”。在飞机场上他从容不迫应对记者的访问——他必须撑住现在的脸面。余钦磊到底是属于过去的人,他怎么能不顾现在而奔向过去?所以,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余钦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边说一句:“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在余教授的旧情温暖中,他的内心郁结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辞时,他又已经回到了现实,说他后日便要飞西德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机场送行,当然也是关怀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显然也因为他知道,在记者和政府要人拥围中,他将无暇顾及这个旧日的老友。
吴柱国对五四运动时代老朋友所怀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余教授谈到针灸治疗时也说“中国人的毛病……洋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