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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酿造
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却“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于是他觉得对不起五四时代的理想,五四时代的朋友。他说起陆冲在大陆跳楼自杀的事,感慨唏嘘,即为一证。在这次相聚谈话之前,他一直以为余钦磊和贾宜生二人坚持着过去的精神,不顾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岗位”。他说:

    “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国内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现实击倒,却以为老朋友还抱持理想,他的惭愧心情可想而知。谈话过程中,余钦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贾宜生的穷困处境,吴柱国的回应和叹息总是“含糊”、“暧昧”的,这也暗示他内心的罪咎感。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论多么令他难受,到底抵御不住现实的逼求。当他最后得悉余钦磊因债务偿还不清而打算出国,“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说又没说的,是什么?作者并没说明。但我们可以想像推测,在这一片刻,他差一点说出要替余教授还债,使他能继续“守住岗位”。但他及时把话吞了下去,因为,他怎能不顾现实?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的日子。没钱怎么过得去?

    如此,恰似余钦磊为自身现实需要而顾不得贾宜生,没有出让奖金,吴柱国在“情、理”正面冲突下,同样选择了“理”,牺牲了“情”。

    以上,我们已详细看到,时间和现实环境如何无情地改变了小说里的两个主角。现在让我们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时代和今日时代做为对比,以强调引发“不堪回首”的今昔感触。

    概括言之,作者视野中的五四时代,是浪漫的,单纯的,热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今日时代,是理性的,机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欲满足的。作者当然自己不说,也没让小说人物说出这样的话,却藉由余,吴二人所叙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现出来。

    哈佛大学毕业生对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个从未到过中国,从未亲身体会过五四经验的美国小伙子,单单凭着书本上记载的客观历史事实,分析归纳,振振有词下结论道:

    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极权怀抱,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

    他这个结论,若凭纯理性观点来说,或许每一句都是对的。惟一的严重错误,便是他完全忽略了“精神”问题,认为天下万事只要用科学头脑做理性分析,就能达获真理,究得真情。这其实也怪不得他,因为现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精神已经泯没,一切以物质为重。论文题目《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估价”二字,就有讽刺性的暗示含义。仿佛世上一切都能估计标价来售购似的!

    物质压倒精神的现象,不限于美国社会,在台湾也一样。浪漫时代早成过去。余钦磊也说:“就是把拜伦译出来,恐怕现在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了。”现代人的“浪漫”观念,不再是追求精神的解放,却只涉及肉体和色欲。难怪余教授的学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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