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居幕后，改由亲信长派的今井宗久、津田宗及等人得势，成为堺市的主要代表。堺市的豪商也因此清楚划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接纳信长这个新兴实力派大名的政治商贾，一派则是只想专心从商不愿参与政治的自由商贾。

    对于这个曾经靠着河渠、洋枪、财力和灵通的情报网，维持独立自治体制的商人之城来说，缴纳两万贯的矢钱，伤到的恐怕不是他们的荷包，而是他们的自尊心。虽然如此，这些谙于世故的商人们，依然替信长派来的诸位上使，如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森可成等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会。由大文字屋的宗观持有，名列天下三大酒器之一的“初花”，便是在此时赠送给信长的。

    接下来，三月一日信长颁布了撰钱令，然后又在十六日订定追加条款，以一定的折价率来流通品质粗糙的“恶钱”。信长是考虑到，如果全面淘汰恶钱造成货币不足，将会降低流通率，形成货币流通障碍。这个形同货币制度大改革的撰钱令，是一个有利于普及货币经济，振兴工商业的经济政策，但也十分不易贯彻。大和地方便曾留下纪录，说主事者为了杀鸡儆猴，曾严惩违令者，斩断其手指。

    织田信长上京以来，京都的情况急速改变，旧有习俗遭到无情的践踏，新的制度接二连三地订定，并且以严苛的手段逐步推行、扩展。信长的热度不但没有退，反而越烧越炙，干劲十足。事实上，织田信长从永禄十一年秋上京到十二年春天为止的行动，看起来的确十分莽撞急躁。京内有不少人都在背后交头接耳道：

    “这样下去，织田家恐怕撑不久了。”

    连织田家内部都有人在暗自担忧。不，连许多已经知道历史结局的现代史家，都认为这是信长失去耐性的表现。

    然而，像信长这样一个为了攻陷美浓，愿意花费七年工夫死缠烂打、不断出兵的人，不可能会性急躁进，未经深思便莽撞地推动改革。信长的思绪始终冷静有序，此时如怒涛拍岸般的剧烈改革，当然也有合理的解释。信长清楚知道，与其一再推动小规模的改革，每次都导致不满与抗争，倒不如一鼓作气地大改革，这才是良策。既然这样，最好的时机当然莫过于现在，也就是尾张的织田家才刚刚接管上方的时刻。打铁要趁热，所以最好趁众人惊魂未定之际断然推行大改革。等到嫉妒信长成功的远国大名蜂拥而至的时候，别说改革了，恐怕动辄便会树立敌人呢。所以，信长在这个时期所推动的激烈改革，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所实施的“刺激疗法”。

    京畿的人长期处于权力斗争的漩涡，对于政治非常迟钝，唯一的政治伎俩便是阳奉阴违。他们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背地里讥笑信长和其部下的辛劳，但却绝不反抗。光是这样，不知怎么地就可以让事情窒碍难行，无法推动。

    这些消极抵抗的京都贵族中，最主要的人物便是靠信长坐上将军宝座的足利义昭。由于背负着室町幕府这个旧壳，他很自然地被视为旧势力的代表，也成为他们团结的核心。

    大和的寺院或山城的神社经常前来向义昭诉苦哭穷，恳求他支援。将军亲信的身边也经常有过去持有“座”的商人出入。这些人都是织田所推动的改革的受害者。当这种情况日益频繁以后，义昭和他的亲信也慢慢地产生了疑惧与自信。

    疑惧的是，众人会质疑将军到底有多少斤两，够不够分量。自信的是，如果能集结各地的不满，也未必不能和信长对抗。

    因为此时他们对织田家的武力评价并不高，还一直把织田信长和他手下的将领视做乡下的粗莽武士。

    这两种情绪迅速凝聚，逐渐形成一股怒气和欲念。义昭和他的亲信本来就有强烈的投机性格，根本无法拒绝这种诱惑。不过，义昭并未蠢到立刻展开“打倒信长”的行动。相反地，他可以说是当时一流的策士，智计过人且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