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远虑。

    他拟定的第一个策略，是将织田信长纳入室町幕府的组织体系内。

    同年（永禄十二年）三月，足利义昭曾邀请信长担任副将军，也曾劝诱他继任斯波家的家督，成为幕府的管领。但信长均加以婉拒，只接受了上有桐树和二引两的家徽。信长心知肚明，一旦他成为副将军或管领，就必须终身屈居于义昭之下，如果不服从将军的命令，便会被贴上“逆臣”的标签。不过，义昭并未就此罢休，甚至请求天皇派遣使者前往劝导信长担任副将军，但信长根本不予回应。

    相对地，信长选择直接和朝廷来往，接二连三地致赠金钱和礼物给天皇。信长认为，既然要当家来，臣属没有政治野心的天皇，当然远比一直想握有大权的足利将军有利。

    在此期间，信长仍按部就班地着手推行“崭新的政治”。其中一件工作，就是取得许可，在堺和近江的大津、草津设立代官。以废除关卡或实施乐市乐座所创造出的广大市场为基础而日益繁荣的工商业，一定会带来相当的财政收入。信长希望能拥有一个固定的机构，负责将这些收入吸纳进织田家，也就是中央政府。或许也可以说，信长是想藉此宣告，今后财政的基础不只建立在农业上，都市工商业也将有极大的贡献。

    此外，在三月十八日，他还接见了南蛮宣教士路易斯·弗洛以斯，允许他传讲基督教。信长虽然极力压迫拥有领地和僧兵的固有宗教，但对当时不求世俗权益的基督教却十分宽大，也可以说信长本身就拥有近代的“信仰自由”观念。

    会面时，弗洛以斯致赠信长一只闹钟，但信长以构造太过复杂，留在自己手上可能无法顺利走动为由，并未收下。可是，他却对弗洛以斯带来的黑人极感兴趣。他怀疑黑人全身涂了墨汁，还特别命下人端脸盆来替黑人清洗全身。信长敏锐的观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这个插曲中表露无遗。

    两天后的三月二十日，信长还命朝山日胜、弗洛以斯，以及修道士罗连苏当着他的面展开宗教论战。结果据说是弗洛以斯和罗连苏这一方获胜。信长之后仍经常邀请佛教各宗派展开宗教论战，这种做法证实了信长的确是一个笃信合理主义的无神论者，完全把宗教视为一种思想理论，既不畏惧神佛，更没把宗教的政治势力放在眼里。

    然而，这一连串的事情看在守旧派的人眼里，反映出来的是“京都新领主”有多危险的讯号。对于这群依附旧有权威和传统特权，不懂得实事求是、寻求变通的人来说，信长的个性和做法，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正面挑战。而反应机敏又善谋略的足利义昭，想必也已经洞悉了京都贵人的这种心态吧。

    织田信长就在这种情况下，率领主力部队返回岐阜，义昭将军还装做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直送信长到粟田口。不过，这时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愤怒，因为他对这次信长派下来留守京都的人非常不满。先前由明智光秀等人担任的京都奉行和负责与将军交涉来往的人，已改由丹羽长秀、中川重政、村井贞胜、武井夕庵，以及那个连跳三级的暴发户木下藤吉郎秀吉来担任了。

    从遗留下来的诸多文献上均有秀吉的署名即可证实，木下藤吉郎秀吉此时的确名列织田家的京都奉行之一。而且，四月二十一日信长返回岐阜以前的文件，大都是由丹羽长秀、明智光秀及村井贞胜等人连署，但之后的绝大多数文件，都只有秀吉一个人的签名。当然，当时的职权划分不够清楚，无法确实指出谁才是真正的奉行，因此由村井贞胜或细川藤孝连署的文件，之后也偶尔可见。但可以肯定的是，信长离京而去时，一定曾赋予木下藤吉郎极大的权限。

    让一个六、七年前还只不过是一介组头的贫农子弟来治理京都的贵人，这样的人事安排恐怕正是信长精心研制的一帖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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