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维桢）

    对蓬莱岛的案子，《发扬》周刊（二月十一日出版的）发表了我的谈话。朋友们读了这篇谈话，提出了疑问，我相信这些问题不只是这些朋友的，因此公开答复如下：

    ——有一位朋友，同情党外，在台北地方法院做推事，他说，恶法亦法，如果不服判决，应该“依法”提出上诉，不应该变成政治事件，让民众以为党外也不讲法律、也讲特权。

    我说，这项判决根本扯不上“恶法”、“善法”的问题。我们要求的是，法官能够独立办案，并不要求特权。当法官不自爱，甘愿变成政治竞争的工具的时候，党外不在政治上反击，而斤斤墨守法律的规则，岂不是太可笑了！

    现行的法律虽然都是国民党订的，但是他们并不遵守。法律对他们来讲只是统治的工具，并不用来拘束自己。法律能够被遵守，背后需要有强大的力量。目前党外为什么需要遵守国民党的法律，而国民党可以不遵守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国家”可以拥有的力量——警察、特务、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现在我们要努力的，就是把掌握警察、特务和军队的权力，从国民党手中夺回，还给人民。当这些力量由人民掌握的时候，国民党可以不遵守法律吗？

    ——陈少廷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创办《大学》杂志，他出钱出力最多。陈少廷很早就反抗国民党，读中学的时候，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围捕而藏在茂密的甘蔗园里有几个月之久。我说，陈水扁不上诉而从容坐牢，可以马上成为党外领袖。陈少廷给了评语，他说，我描述得太草率，应该加上一些条件。

    我在报上读到陈水扁判刑一年而不上诉的消息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一九二八年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抗生素（Penicillin）的故事。弗莱明是药理学家，他在他的实验室用试瓶培养了许多作为实验用的病菌。

    有一天，他发现其中一个试瓶因为不小心被不明物体侵入，死了一些培养在里面的病菌，弗莱明高兴异常，终于研究出不明物体性质，而发展出救人无数的抗生素。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弗莱明是难得的幸运儿，因为这个结果完全不是他操纵的或预期的，全然是意外和偶然；第二，如果弗莱明不是药理学家，幸运之神来临了，他也无法把握——他看不出试瓶里面情况变化的含义；第三，他敏感地掌握了机会——如果他是墨守成规的科学家，他会把那个试瓶丢掉，换一个新的。

    我引用 这个故事的目的在说明：陈水扁被不公正地判刑一年，和弗莱明的试瓶被污染一样，看起来似乎不幸，其实是幸运之神特别照顾，测验谁能机智地从中抓到机会，而获得利益。

    为什么说陈水扁不上诉而坐牢能得到巨大的政治利益呢？第一，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台湾人坐牢是自愿的，而陈水扁却能笑嘻嘻地走去坐牢，英雄形象立刻呈现出来。第二，刑期只有一年，走出监牢之后，大家的印象还很深刻；二年以上的话，我就不敢鼓励了。第三，陈水扁目前是党外最受重视的少数政治明星之一，他一坐牢，他和其他竞争者的距离马上拉远。看到林正杰怕他坐牢的紧张样子，陈水扁应该能体会坐牢的好处。第四，陈水扁有相对好的从政条件：很好的学历、经历，被人称道的品格和操守，聪明而且反应敏捷。有了这些条件，加上比别人多跳了这么一大步，陈水扁不是党外政治领袖，还能是谁呢？

    ——谢长廷读了我的谈话，在《民主政治》周刊上反驳我，他说，他全力帮忙陈水扁却被我说成是蓄意打击。他又说，我在离间朋友的情感。他希望他能生活在没有猜忌的社会里。

    我原来说话的句型是“善意的怀疑是……恶意的怀疑是……”，我很奇怪谢长廷为什么那么在意后半段的话，而忽略了前半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