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有无补救办法，当然，我也从律师的角度提出家属还可以上诉的意见，那个时候我们的确不晓得该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心，这在做政治判断的确有误。另一方面，也许没有注意政治上的后果，将问题过分纯法律化也说不定，当时认为被告不上诉与家属上诉，不致有冲突，这些判断错误都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强迫或要求家属上诉，家属有她们现实考虑的因素，也有她们接触民众反应的感觉，当时，党外的理论“健将”，应该更积极地说服家属不上诉。既然家属有他们独立判断及决定的能力，后援会之所以仍然支持他们，是被告并没有放水、登报道歉，他们只是改变斗争方式而已，他们还需要支持，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件不是被告个人的事件，不论从道义、从党外整体利益看，都必须继续支持他们。

    □家属独立上诉后，后援会受到部分党外人士的批评，面对这些抨击，你是否认为都很中肯、得体？

    ■这次大家意识到抨击在时间上轻重缓急的重要性，一方面官司未了，我们要提供被告后续表现的机会，所以，党外没有太多做表面化的抨击。李敖在这一期“千秋评论”中，提出政治斗争的理念和规格，他弄出一百分的方向，看我们做到几分，在过程中让我们随时检讨；作为政治公众人物，这种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但是，也有人落实在个人动机上起疑心，说什么我要家属上诉，怕陈水扁名声超过我等待，这种不用心的批判，令人不知怎么说，因为，即使我坚持要陈水扁不上诉，也可以怀疑有不良动机，而且任何行为都可以用该模式套上加以怀疑，何况，这样说，在这时候有挑拨分化我与陈水扁的副作用，说的人应该想到。林义雄当年在军事法庭最后讲的一句话，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期待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社会任何善良高贵的行为，不要被冠上一个侮蔑的动机，我们尽量追求的是这样的社会。

    谢长廷两次承认他们判断有错误（一、不晓得该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心；二、认为被告不上诉与家属上诉，不致有冲突），这种态度，是很磊落、很正确的；他说李敖“提出政治斗争的理念和规格”，说李敖“弄出一百分的方向，看我们做到几分。……这种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这种态度，也是很磊落、很正确的。我觉得，我们这些对“蓬莱岛案”讨论的好朋友，不论批评的和被批评的，关切的大前提都是在求党外的“止于至善”，这大前提是一致的，问题只是出现在认定什么是“至善”方面。党外的普遍缺点，是他们认定“至善”的训练，失之薄弱，这个现象，“党外的理论‘健将’”也有责任。就我个人来说，我从事“生公说法”的工作二十多年，但总觉得距离“顽石点头”的境界，还是太远。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混蛋还是混蛋。先知其实和先烈一样，在有生之年，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失败者。这种人的成功，往往是在死后。虽然如此，先知这种“不信邪”的人，总还是能做一分便算一分。“顽石”其实是永远跟不上先知的，因为先知自己也不断地在前进。先知易卜生在三十六岁时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岁时候，他留下一封信给朋友，说：

    十年以后，斯铎曼的见解，社会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断在进步。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我不断在进步。以前我每个剧本里的主张，如今都渐渐变成一般人的主张。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

    对我个人说来，我知道我“生公说法”中的许多“法”，不成材的党外其实是跟不上的，不但跟不上，甚至还是误会、反对的，但我绝不怕他们误会、反对就不说。——李敖之所以为李敖也，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