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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4月2日，当美国国会对德宣战时，纽约金融界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斯特朗的支持下，发起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次金融运作。

    在1913年12月23日，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没有被说服签署联邦储备法的话，美国是否会把如此巨大的资源投入到欧洲战争中就不好说了。1914年8月，如果没有这部新的法律，英国是否会策划如此大胆的计划来对抗欧洲大陆的帝国，也很值得怀疑。就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摩根公司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巨头们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德国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国会对金融投机进行严格的限制，而参与制定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这个利益集团，完全是由摩根家族的精英们控制的，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把纽约变成国际资本中心。

    从此，纽约的银行家开始采用英帝国的财政风格。

    1917年8月，美联储启动“自由债券”和其他债券的销售，为美国政府募集战争经费。在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活动中，以个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美国国库券，是通过摩根和其他一些大型纽约投资机构发售的。这些债券的规模巨大，数目惊人，1919年6月30日达到了21478亿美元。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动用过如此巨额的资金。当然摩根公司从这笔生意中拿到的佣金也相当可观。

    到1920年，针对这场为期四年的战争和全球性浩劫，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曾带着满意的口吻写道：“全世界的国债规模已经增加到2100亿美元，是过去六年的475％。很自然，各类公债的规模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数目翻了无数倍。”拉蒙特还说，“发行如此巨额的债券，其影响在世界所有投资市场上都十分明显，但是尤以美国为甚。”

    一旦摩根家族和纽约投资银行家们品尝到了作为世界金融领域领导者的好处，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他们将联合起来，不惜一切。

    摩根家族主事的人，包括托马斯·拉蒙特，以及他们在华尔街的密友伯纳德·巴鲁克等人，在凡尔赛和会的秘密会议上，便拟定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账单”。

    他们共同建立起一个专门的赔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常设机构，专门为德国向协约国支付战争损害赔款设定准确的数额和方式。

    尽管巴尔弗和某些英国政府官员认为，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债务赦免，体现战胜国的宽宏大量。但是，作为精明而又保守的银行家，摩根和他的朋友们，在享受和平带来的歌舞升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协约国欠下的巨额战争贷款。美国一宣布正式参战，摩根公司就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转手的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其结果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债务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随着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摩根集团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渐渐地，美国政府已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其新势力的有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