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还没这么心满意足过。我只不过是——”说到这里我犹豫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可我心里就是有着一种挥之不去又莫名其妙的不对劲儿。

    “我懂，德克斯特。”她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道，却让我感觉更糟，“这案子看上去容易得不像真的，是吧？可你想想我们每天在别的案子上遭遇的麻烦，所以偶尔地我们也会落个容易些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说，“反正就是觉得不对劲。”

    她从鼻子里哼哼了一下。“根据从这家伙身上查出的确凿无误的证据，根本没人在乎谁觉得怎么样，德克斯特，”她说，“你干吗不开心点，享受辛勤工作一天后的成果呢？”

    我知道这建议很好，但我无法接受。尽管没有黑夜行者向我输送那熟悉的低声提示，我还是得说点什么。“他看上去真的不像在撒谎。”我说，但语气有些无力。

    德博拉耸耸肩：“他是个疯子，这我没办法。就是他干的。”

    “但如果他的确有些精神不正常，怎么突然间就发作了呢？我是说，他三十多岁了，这是他第一次干坏事？说不通啊。”

    她拍拍我的肩膀，又一次笑了起来：“说得好，德克斯特。你干吗不上网查查他的背景？我肯定咱们能找出来些什么。”她看看手表，“新闻发布会后你马上就开始查，好吗？来吧，别晚了。”

    我只好老老实实跟着她，一边心下疑惑自己怎么就老愿意义务加班干活。

    德博拉被赐予了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光辉权力，一般马修斯局长不轻易给的。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主管侦探负责一个大案来面对媒体，看样子她已经仔细研究过该如何在晚间新闻中举止应对。她收起笑容和其他表露情绪的表情，用标准的警察职业语言陈述事实。只有像我这么熟悉她的人，才能在她那板着的脸孔下看出她有多么百年不遇地欣喜若狂。

    于是我站在房间尽头，看着我的妹妹发表着那些冠冕堂皇的陈词，那让她更确信她抓住了耸人听闻的大学杀人案疑凶。她一知道他是否有罪，她亲爱的媒体朋友们也便会同时知道。她显而易见很自豪、很高兴，我哪怕仅仅稍稍暗示一下对哈尔潘的判罪有些不公正都是罪过，尤其连我自己都并不知道理由何在，甚至究竟有没有理由。

    她几乎肯定是对的——哈尔潘有罪，我则是愚蠢而乖戾，因为黑夜行者不见了而借故发火。是它的失踪让我坐立不安，而不是案件中的疑犯，那毕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几乎肯定是这样……

    又是那个几乎。我的生活迄今为止都清楚明白，可没有应付“几乎”的经验，它是那么不确定，那么烦人。没有坚定的不含糊的声音告诉我什么是什么，我才发现没有了黑夜行者我是多么无助，即便白天的工作也不再轻而易举。

    我回到座位，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闭目养神。有人吗？我试探地问。没人。只有一片空寂，在最初的疑虑性麻木消失之后，心里的缺口开始疼痛。工作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可一俟工作结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能让我从自艾自怜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我一个人被孤零零地丢在充满像我一样的坏家伙的世界。至少，是像我以前那样的坏家伙。

    黑夜行者去了哪儿呢，为什么它要去那儿？如果它是被什么东西吓跑的，那会是什么呢？什么能吓坏一个为黑暗而生，来到人间只是为了与刀锋共舞的东西呢？

    这倒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坏念头：如果真有什么能把黑夜行者吓走，它会跟着黑夜行者，直到把黑夜行者撵得远远的吗？还是它仍然在跟着我？我是不是已经赤手空拳没有了任何保护，完全没法预先知道背后是不是有危险，直到它的口水滴到我的脖子上才发现？

    人们总说新体验是件好事，可这回完全是场折磨。我越想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