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他妈的不会了，”她说，“那混蛋有罪。”

    “啊，”我说，“所以你是说另外有人发现了头颅，然后，啊。”

    “他大爷的，我不知道。”她说，“肯定有人跟他合作。”

    我只是摇摇头。这根本说不通，我们俩其实都知道这一点。一个有本事想出并干出这么精心策划的两桩祭祀性杀人案的人，几乎肯定会独立操作这一切。这种行为太个性化，每一个步骤背后都有其独一无二的个人目的。如果谁以为哪两个人能有如此一致的想法，那简直是胡扯。头颅被摆放和展现的仪式感，以及尸体的处理方式，两样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祭祀。

    “很不对头。”我说。

    “好吧，那么，是什么不对头？”

    我看看头颅，它们被仔细地搁在灯顶。显然它们连同尸体一起被火烧焦，没有血迹可循。颈部的切口非常整齐。除此以外，我什么也没发现。可是德博拉还在那儿眼巴巴地看着我。这可让人着实为难，我享有能洞察无言的神秘中心的声誉，可是我所仰赖的内心导师此刻已经踪影皆无。我觉得自己像个只会雕虫小技的演员，突然被召来撑起整场演出。

    “两个头都在这儿，”我说，因为显然我必须得说点什么，“为什么不在另一个女孩儿家里，有男朋友那个？”

    “她家住在马萨诸塞，”德博拉说，“这家更方便。”

    “你查过他吗？”

    “谁？”

    “那女孩的男友，”我缓慢而审慎地说，“脖子上有文身那家伙。”

    “老天爷，德克斯特，我们当然查过他。我们查过了这两个可怜姑娘的短暂一生里曾进入她们周围半英里范围的所有人，而你，”她深吸一口气，但好似仍不能浇灭她胸中的怒火，“听好了，我可不需要警察基本常识方面的帮助，好吗？我只需要你本该知道的那些神经病玩意儿。”

    真不错，我被定位成了神经病玩意儿之王，只是不知道没有了我那黑色王冠的指引，这称号还能跟我多久。但在其位谋其政，我还是得硬着头皮表达一些深刻的观点，于是我小小地刺出一剑。

    “好吧，”我说，“那么，从一个神经病的角度看，不会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干同一件案子。所以要么哈尔潘杀了她们之后，另一个人找到头颅，并琢磨着，这是他妈的咋回事儿啊，我得把它们挂起来；要么，就是我们抓错了人。”

    “我操。”她说。

    “哪段？”

    “两段，该死！”她说，“两种选择都不怎么样！”

    “噢，妈的。”我说，这下把我们俩都惊着了。因为我烦德博拉，也很烦我自己，更烦这整桩烧焦无头案，我做出了我唯一能做的合情合理合逻辑的举动。我抬脚踢飞了一个椰子。

    好多了。这下我的脚也疼起来了。

    “我正在查戈德曼的背景，”她突然说，边说边朝房子点点头，“目前知道的，他是个牙医。在戴维有个办公楼。但这事，觉得像个吸毒的糙老爷们儿干的。这也不大对头。该死，德克斯特，”她说，“给我点启发。”

    我惊讶地看着德博拉，她怎么把球又踢回来了。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除了诚心诚意地巴望戈德曼被查出是个毒品大王假扮的牙医。“我大脑一片空白。”我说，这是个悲痛而又千真万确的事实。

    “啊，妈的。”她说，目光越过我望向聚拢的人群。第一辆新闻车已经来了，车子还没停稳，记者就跳了出来，催促他的摄影助手扑过去摄像。“该死的。”德博拉说，赶紧跑过去跟他们周旋。

    “那人真可怕，德克斯特。”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我赶紧转过身来。科迪和阿斯特又一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背后。他们站在一起，科迪转头看着远处犯罪现场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