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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奥威尔和《动物农场》
    需要指明的是,奥威尔谴责的极权主义虽然以“左的”为主,但是他绝对没有把德国法西斯和苏联社会主义等量齐观。德国法西斯对德意志民族的玷污,对各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昭然若揭。希特勒是全人类的公敌,人人得而诛之。奥威尔曾明确地说:“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打得死去活来的世界里,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选择站在哪一边。”见《艺术和宣传的界线》,载《奥威尔文集》第132页。奥威尔当然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不仅在语言上,而且以行动——参加西班牙内战——证明自己的立场,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见《奥威尔文集》第95页。这是作者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的自白。澳大利亚的一位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更认为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他说:奥威尔的“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来自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转引自董乐山文章《奥威尔和他的〈1984〉》

    当然了,正像作者在“社会主义”一词前所加的限制语那样:他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说,他信奉的社会主义同当年苏共标榜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他认为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一本经念歪了,出现了反民主、剥夺人民自由的现象,他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揭露”、“谴责”,不无规劝和谏诤的意思,希望走上歧路的人迷途知返。他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对苏共内部发生的事完全清楚。在为乌克兰文版写的序言中,奥威尔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我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我对它的了解只是通过读书看报而得到的。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见《奥威尔文集》第103页。这段话既说明了奥威尔的实事求是态度,也表明他的宽恕和理解。即使“野蛮和不民主手段”,或许也事出有因,局外人不知内情。

    要了解奥威尔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需要介绍一下他的出身、教育和经历。

    乔治·奥威尔原名埃里克·布莱尔,1903年生于孟买。父亲是英国殖民政府驻印度行政机构一名官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的家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偏下,即没有钱的中产家庭”。奥威尔4岁时随家庭回英国定居,8岁入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学习,14岁至18岁在伊顿公学就读,这两所学校都是为富家子弟开办的,奥威尔家境并不宽裕,本来无力入学。入圣塞浦里安是因为考试成绩优异,减免了部分学费。入伊顿公学,一所“最昂贵、最势利”的学校,则是因为侥幸得到一笔奖学金。在学校读书期间,作者幼小的心灵初次感到人世的不公平。那里穷人子弟备受歧视,社会阶级壁垒森严。从此,他在思想上一直站在受压迫者一边。1921年,时年18岁的奥威尔从伊顿公学毕业,但因无力入大学,只能投考公务员。他参加了英帝国驻缅甸的警察部队。在缅甸服役5年又是一段很不愉快的回忆。目睹帝国主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苦难,激发了他在学校读书时就已经萌发的反权威思想。他决心“不仅应该与帝国主义决裂,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董乐山为写的序言中引证作者原话,出处不详。。日后他写的长篇小说《缅甸岁月》(1934年出版)就是取材于他这一段生活经历的。1927年,奥威尔辞去警察部队工作,决定从事写作。从1928年起,先在巴黎,后来回到英国,一直写作不断。他的生活贫困潦倒,有时不得不做各种零工,并曾一度在英国乡间开设小杂货店。1933年出版的《巴黎伦敦落魄记》是这一时期的生活写照,并首次使用了乔治·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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