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前线救护站忙了两天。回来时已经太晚，所以到第三天晚上才去找巴克莱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只好在医院办公室里等待她下来。办公室的墙边上有许多油漆过的木柱子，上边摆着好些大理石的半身像。甚至办公室外边的门廊上，也有一排排雕像。这些雕像有大理石那种完完整整的品质，看起来千篇一律。雕刻这玩艺儿我总觉得沉闷——不过，铜像倒还有点道理。但是大理石的半身像，简直就像片坟山。坟山中也有一个好的——在比萨① 的那一个。要看坏的大理石像，最好上热那亚②。这医院本来是某德国大富豪的别墅，这些石像一定花了他不少钱。我倒想知道雕刻师是谁，他赚了多少钱。我看看那些雕像，不晓得是不是属于一个家族的；可惜雕刻得古典一律。多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帽子。照规矩我们就是回到了哥里察还得戴钢盔，虽则戴起来怪不舒服，而且太装腔作势，因为镇上的老百姓根本尚未撤退。我上前线各站去时，只好戴它一顶，同时还带了一个英国制造的防毒面罩。我们现在开始搞到一些面罩了。地道的面罩。照规矩我们还得佩带手枪；就是军医和卫生人员也不能例外。我现在就感觉得到手枪正顶在椅背上。并且还得把枪佩带在人家看得见的地方，否则有被捕的可能性。雷那蒂佩着一只手枪皮套，里面装的可尽是大便用的卫生纸。我佩带的倒是一支真枪，所以自己大有枪手的感觉，后来试放几下，才知道不行。那是支7.65口径的阿斯特拉牌手枪，枪筒短，开起来跳动得非常厉害，别想打中任何目标。我练习了一个时期，尽量往靶子的下边打，想尽方法克服短枪筒那种滑稽的颤跳，到了后来，终于能够在二十步外打中离靶子一码远的地方了，后来我常常感到佩带手枪的荒唐滑稽，但不久也就忘记了它，随便吊在腰背上，一点感觉都没有，除非是偶尔碰到讲英语的人，才多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我现在坐在椅子上，有一个勤务模样的人坐在一张台子后边，不以为然地盯着我，而我则看着大理石地板、摆有雕像的柱子和墙上的壁画，等待巴克莱小姐。壁画还算不错。任何壁画，只要开始剥落，总是行的。

    我看见凯瑟琳·巴克莱走下门廊来，便站起身。她朝我走来的时候并不显得怎么高，不过很可爱。

    “晚安，亨利先生，”她说。

    “您好！”我说。那个勤务在办公桌后边听着。

    “这儿坐坐呢，还是到花园去？”

    “还是到外边去溜溜吧。外边阴凉多了。”

    我跟在她后边走进花园，那个勤务在后边望着我们。我们走到铺沙的车道上时，她说，“你去过哪儿？”

    “我到救护站去了。”

    “你难道不能捎张字条儿给我吗？”

    “不行，”我说。“不很方便。当时我以为当天就回来的。”“你总得通知我一声啊，亲爱的。”

    我们走下车路，在树荫里走着。我抓住她的手，停下了步，吻她。“有没有我们可以去的地方？”

    ① 比萨是意大利中西部的古城。

    ② 热那亚是意大利西北部地中海边的城市。

    “没有，”她说。“我们只好在这儿散步。你去了好久了。”“这是第三天。现在我可回来了。”

    她望着我：“你是爱我的吧？”

    “是的。”

    “你说过你爱我的吧？”

    “是的，”我撒谎。“我爱你。”这话我以前没说过。

    “你还叫我凯瑟琳吧？”

    “凯瑟琳。”我们走了一会，在一棵树底下停住。

    “说，‘我夜晚回来找凯瑟琳。’”

    “我夜晚回来找凯瑟琳。”

    “噢，亲爱的，你是回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