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前线的那个夜晚，打发门房上车站，等火车从都灵开来，给我占一只座位。火车定在夜半开出。列车先在都灵编好，开到米兰约在夜里十时半左右，就停在车站里，等到午夜才开。要座位的话，你得赶火车一开到米兰就上去抢。门房拉了一个在休假的当机枪手（原来的职业是裁缝）的朋友作陪，两人合作，总可以抢到一只位子。我给了他们买月台票的钱，行李也交他们带去。我的行李计有一个大背包和两只野战背包。午后五点钟左右，我向医院人员告别，走了出去。我的行李放在门房的屋子里，我告诉他说，我快到半夜时到车站去。他的妻子叫我“少爷”，这时哭了。她揩揩眼睛，跟我握握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以往给我补东西，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笑嘻嘻的脸，一头白发。她一哭起来，整个脸就好像碎了一般。我走到拐弯上一家酒店里去等，望着店窗外。外面黑暗，寒冷，又有雾。我付了我那杯咖啡和格拉巴酒的钱，借着窗口的光，张望着外面走过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张望了一下，看见是我，便笑一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沿着人行道一同走过那些酒店，穿过市场，转上大街，穿过一道拱门，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里，教堂显得又白又湿。我们跨过了电车轨道。我们的左边是店窗明亮的铺子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罩着一层雾，当我们走到大教堂跟前时，教堂显得非常宏伟，石头的墙壁湿漉漉的。

    “你想进去吗？”

    “不，”凯瑟琳说。我们朝前走。前面一个石扶壁的暗影里，站有一位士兵和他的女朋友。我们走过他们的身边。他们正紧挨着石壁站着，士兵用他的披肩裹住了她。

    “他们像我们一样，”我说。

    “没有人像我们，”凯瑟琳说。她的口气可不是指快乐的方面。“我希望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去。”

    “这对他们也不见得有好处吧。”“这也难说。人人总得有个地方可以去才好。”

    “他们可以进大教堂去，”凯瑟琳说。我们已经走过那教堂了。我们跨过广场的另一头，回头望望大教堂。它在雾中的确很美。我们正站在皮货铺前。店窗里放着马靴、一只背包和滑雪靴。每件物品单独放开陈列着；背包摆在中间，一边放着马靴，一边放着滑雪靴。皮呈暗色，给油敷得像旧马靴一样光滑。电灯光把这些暗色的皮件照耀得亮光光的。

    “我们什么时候滑雪去。”

    “两个月后缪伦在就可以滑雪了，”凯瑟琳说。“我们就上那儿去吧。”

    “好的，”她说。我们走过别的店窗，拐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我从来没走过。”

    “我上医院去就抄这条近路，”我说。那是一狭窄的小街，我们靠着右边走。雾里有许多人走过。沿街尽是铺子，店窗里都点着灯。有一个店窗里放着一叠干酪，我们张望了一下。我在一家枪械铺子前停住脚。“进去一会在死前死上好多次，儿吧。我得买支枪。”

    “哪种枪？”

    “手枪。”我们走进去，我把身上的皮带连同空的手枪套解了下来搁在柜台上。柜台后边有两个女人。她们拿出几支手枪来。

    “得配上这手枪套，”我说，把手枪套打开。那套子是灰色皮的，是我从旧货摊买来，在城里佩带的。

    “她们有好的手枪吗？”凯瑟琳问。

    “都是差不多的。这一支我试试行吗？”我问店里的女人。

    “现在这里可没有试枪的地方，”她说。“枪倒是很好的。包你没错儿。”

    我把扳机扳了一下，再把弹机往回拉。弹簧虽太紧一点，倒很顺手。我瞄瞄准，啪地扳了一下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