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队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可以渡河了。”

    “是的，”皮安尼说。“我说战争还要打下去，就是这个缘故。”“德国军队本可以追上来，”我说。“不晓得为什么不追上来。”“我也不知道。这种战争我什么都不懂。”

    “依我看，他们得等待他们的运输供应吧。”“我不知道，”皮安尼说。他独自一个人，态度就和气得多。和其他司机在一起时，他讲起话来很粗鲁。

    “你结了婚没有，路易吉？”

    “你知道我是结了婚的。”

    “你不想当俘虏就是为了这个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你结了婚没有，中尉？”

    “没有。”

    “博内罗也没结婚。”

    “你设法凭一个人结婚不结婚来说明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结了婚的人总想回去找他妻子的吧，”我说。我很想谈谈关于妻子的事。“是的。”

    “你的脚怎么样？”

    “着实疼。”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的河岸边，便沿着涨满水的河走，走近一条所有的人马要过的桥。

    “这条河总该守得住吧，”皮安尼说。在黑暗中，水好像涨得很高。河水打着漩涡，河面宽阔。那座木桥约莫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河水通常很浅，只是离桥面很远处的宽阔的石床上的一股窄窄的水道，现在可高涨到紧挨着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渡桥的人群。我紧紧地夹在人群中慢慢地过桥，上面是雨，下边隔着几尺便是河水，我的前头是一部炮车上的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现在我们没法按照我们的速度赶路，反而觉得非常疲乏。过桥一点儿也不叫人兴奋愉快。我只是想，要是在白天，飞机来丢炸弹，那才不晓得是个什么光景呢。

    “皮安尼，”我说。

    “我在这儿，中尉。”他给挤在前面一点的人群里。没人说话。大家只希望快点过桥，心里就是这么个念头。我们快过去了。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有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我看见他们被地平线衬托出的身影。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用手指指队伍中的一个人。一名宪兵走进行列，抓住那人的胳膊，拖了出去。宪兵强迫他离开大路。我们快走到军官们的正对面了。他们正仔细察看着行列中的每一个人，有时交谈一声，跨前几步，打手电筒照照一个人的脸。我们刚要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去了一个人。我看见那人。是个中校。人家用手电筒照他时，我看见他袖管上有两颗星。他头发灰白，长得又矮又胖。宪兵把他拖到那一排检查行人的军官后面。当我走到那一排军官跟前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其中有一位指指我，对宪兵说了一声。我看见那宪兵跑过来，挤过队伍的边沿来找我，接着我感到被他抓住了我的衣领。

    “你怎么啦？”我说。一拳打到他脸上去。我看见那帽子底下的脸，上翘的小胡子，血从他面颊上淌下来。又有一个宪兵朝我们俩冲过来。“你怎么啦？”我说。他不回答。他正在寻找机会揪住我。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

    “你难道不懂不能碰军官的规矩吗？”

    另一个从我身后抓住我，把我的手臂朝上扭，扭得几乎脱了臼。我跟他一起转过身，第一个宪兵狠狠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踢他的胫骨，用我的左膝撞他的胯部。

    “他再抵抗就开枪，”我听见有人在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声嚷，但是我的声音并不响亮。他们现在已把我拖到路边来了。

    “他再抵抗就开枪，”一个军官说。“押他到后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

    “等一会你就知道。”

    “你们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