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街道上已响起了军用运输车的轰隆声；食品店前妇女们手持灯笼排起了长队；临时委员会内各个派别的宣传队连夜在沿街的墙壁上刷写了标语口号，墨迹未干。

    乐队队员们收起乐器走出地下室来，感到外面的空气分外新鲜。“新时代的堤坦尼亚”夜总会的顾客们，不论是偶尔上这里来的还是经常上这里来的，都跟在乐队队员后面，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仿佛大家都不愿破坏夜间在那个地下室内达成的协议。男人们竖起大衣领，行动显得僵直，仿佛是从四千多年前的墓穴里发掘出来的木乃伊，一接触空气就会顷刻化为灰烬；妇女们则仿佛受到冷空气的激励，一个个哼着小调，敞着大衣，露出胸怀，在泥泞与积水的街道上跳跃着择路而行，宛如在练习某种舞步。妇女们的行动好像是对男人们醉态的控诉，仿佛她们希望这渐渐衰歇的欢快之中再爆发出新的欢乐。他们这支队伍好像都希望这欢乐的节日尚未结束，希望走到某个地点乐队队员们也许会停止前进，在大街上打开乐器盒拿出萨克斯管与低音号来演奏。

    走到莱文森银行大楼（现在莱文森银行已由人民警卫队的巡逻队警戒着，他们手持上好刺刀的步枪，头戴附有标记的帽子）对面时，这帮夜游神仿佛听到一声命令似的悄悄散开，相互也不告别就各行其路。留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和瓦列里安诺一边一个搀着伊琳娜。我总是站在伊琳娜的右边，这样就不碍着我腰带上别着的盒子枪皮套；瓦列里安诺在重工业委员会工作，穿便衣，如果带手枪的话（我想他也带着枪），一定是那种小手枪，可以放在衣兜里。伊琳娜现在沉默不语，似乎有些忧郁，我们呢，心里则有些害怕（我是说我害怕，而且我相信瓦列里安诺与我的心情一样，虽然我们在她的魔力支配下并没有谈及此事），因为我们觉得她现在完全控制住我们了。虽然我们做过一些荒唐透顶的事情，但那些事情与她头脑里无休止的幻想相比，与她对肉欲的追求相比，与她的狂热与残酷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现实情况是我们都很年轻，面对现在经历的事件我们太年轻了。我是说我们两个男人，因为伊琳娜这种女人已经过早成熟了。虽然她在我们三人中间年纪最轻，但她的意愿支配着我们的行动。

    伊琳娜低声吹起口哨，满脸堆着微笑，仿佛她已预先尝到了某个新主意的甜头。她的口哨声越吹越响，听得出是当时流行的一首滑稽可笑的进行曲；我们提心吊胆的，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跟着她吹起口哨来，并身不由己地踩着乐曲的节奏齐步行进，。心里都有种既是牺牲品又是胜利者的模糊感觉。

    我们来到圣阿波罗尼教堂前面。这个教堂现已改为霍乱病医院，外面停放着许多灵枢等候灵车运往墓地。灵枢周围用石灰画上圈圈，不让人接近。有个年迈的妇女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祈祷，我们踏着进行曲的节拍前进，差一点踩着她了。她举起又瘦又黄像个毛栗子似的拳头指向我们，另一只手扶在地上，大声嚷道：“你们这些可恶的先生！”不，她这么嚷道：“可恶！先生们！”仿佛这是两句诅咒的话，一句比一句更加凶狠，称呼我们先生等于视我们加倍可恶。还说了句本地方言，意思是“婊子养的”；还有什么“不得好……”这时她发现我穿着军服，话没说完便把头低下去了。

    这一段我讲得很详细，因为它是（不立即是，以后才是）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的预兆，同时也因为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形象，应该贯穿这本小说的始末。这些形象包括军用运输车穿过这座城市（虽然军用运输车这个词唤起的表象有点笼统，但是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切性并不是坏事，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不确切性），包括在街道两旁大楼间挂着的一条条横幅（这些横幅号召人们购买国家发行的公债），也包括工人的游行队伍。各种工人游行的队伍经过不同的路线，因为它们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