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的。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觉得格外恐惧。一旦付诸火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79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了。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又有时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是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20岁，当时竟惊愕得一周都说不出话来。而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划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尤其是不屑一顾的、付诸牺牲的、背弃不要的……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

    我们的各种努力认识和被认识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既非小说、文学，又不是艺术。只是正中划有一条直线的一本记事簿。若说教训，倒也许多少有一点。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故事从1970年8月8日开始，结束于18天后，即同年的8月26日。

    “什么有钱人，统统是王八蛋！”

    鼠双手扶桌面，满心不快似地对我吼道。

    或许鼠吼的对象是我身后的咖啡粉碎机也未可知。因为我同他隔桌对坐，毫无必要对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样，吼完之后，鼠总是现出一副满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着啤酒。

    当然，任何人也不会注意到鼠的粗声大气。店小人多，险些坐到门外去，人人都同样大吼大叫，光景简直同即将沉没的客轮无异。

    “壁虱！”说着，鼠不胜厌恶似地摇了摇头。“那些家伙一无所能；看见满脸财大气粗神气的家伙，我简直想吐！”

    我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语，烤火似地翻动着搁在桌面上的纤细的手指，反复审视良久。我无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头依序逐一清点完毕，便不可能再开尊口。

    整个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满25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皮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铺满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则简直熬不过这个无聊的夏天。

    爵士酒吧的柜台上方，挂着一幅被烟熏得变色的版画。实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便不厌其烦地盯着那幅画，一盯就是几个钟头。那俨然用来进行罗沙哈测验的图案，活像两只同我对坐的绿毛猴在相互传递两个漏完了气的网球。

    我对酒吧的主人杰这么一说，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不无勉强地应道：那么说倒也是的。

    “可象征什么呢？”我问。

    “左边的猴子是你，右边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