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突然想起似地轻轻摇头道：

    “帕斯茨尔具有科学直感力。”

    “科学直感力？”

    “……就是说，一般科学家是这样思考的：A等于B，B等于C，因此A等C、Q、E、D，是吧？”

    我点头称是。

    “但帕斯茨尔不同。他脑袋里装的唯独A等于C，无需任何证明。然而理论的正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他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宝贵发现。”

    “种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满脸惊诧地看着我说：

    “瞧你，种痘不是简娜吗？你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学。”

    “……狂犬病抗体，还有减温杀菌，是吧？”

    “对。”她得意但不露齿地一笑，喝干杯里的葡萄酒，重新自己斟上。“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感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厨房，拿来炖锅、色拉盘和面包卷。大敞四开的窗口有些许凉风吹来。

    我们用她的唱机听着音乐，不慌不忙地吃着。这时间里她大多问的是我上的大学和东京生活。也没什么趣闻，不外乎用猫做实验（我撒谎说：当然不杀的，主要是进行心理方面的实验。而实际上两个月里我杀死了大小36只猫），游行示威之类。

    我还向她出示了被机动队员打断门牙的遗痕。

    “想复仇？”

    “不至于。”我说。

    “那为什么？我要是你，不找到那个警察，用铁锤敲掉他好几颗门牙才怪。”

    “我是我，况且一切都已过去。再说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根本辨认不出。”

    “那，岂非毫无意义了？”

    “意义？”

    “牙齿都被敲掉的意义啊！”

    “没有。”我说。

    她失望地哼一声，吃了一口炖牛排。

    我们喝罢饭后咖啡，并排站在狭窄的厨房里洗完餐具，折回桌旁点燃香烟，开始听M．J．Q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看见乳房形状的薄薄的衬衣，腰间穿一条宽松的布短裤，两人的脚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当这时我便觉得有点脸红。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为什么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这——，我的坏毛病。关键的话总是记不起来。”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请。”

    “不改要吃亏的！”

    “可能。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她笑了笑，把唱片换成马宾．基。时针已近8点。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擦，同牙一起。”

    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说着。这使我感到十分慌乱。我时而点燃香烟，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反倒更加好笑似地盯住不放。

    “嗳，信也未尝不可。”

    “信什么？”

    “上次你对我什么也没做的事呀。”

    “何以那么认为？”

    “想听？”

    “不。”我说。

    “知道你这么说。”她扑哧一笑。为我往杯子里斟上葡萄酒，而后眼望窗外，仿佛在思考什么。“我时常想：假如活得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该有多好！你说能做到吗？”她问。

    “怎么说呢……”

    “咦，我莫不是在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