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语讲师打来电话，是在十一月连休刚结束的星期三。快午休时，合伙人去了银行，我在事务所的餐厨两用房间里吃女孩做的意大利面条。意面多煮了两分钟，又没用罗勒调味，而是用切细的紫苏撒在上面，但味道不坏。正当我们讨论意大利面做法时，电话铃响了。女孩接起，说了两三句，耸耸肩把听筒递给我。

    “‘宇宙飞船’的事。”他说，“去向弄清楚了。”

    “哪里？”

    “电话里不好说。”他说。

    双方沉默片刻。

    “您的意思是？”我问。

    “就是：电话中说不明白。”

    “就是说不如一见喽？”

    “不。”他嗫嚅道，“即使摆在您眼前，也说不明白。”

    我一下子上不来词，等他继续下文。

    “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开玩笑，反正想面谈。”

    “好的。”

    “今天五点可以吗？”

    “可以。”我说，“不过能玩么？”

    “当然能。”他说。

    我道谢放下电话，接着吃面条。

    “要去哪儿？”

    “打弹子球去。去哪不知道。”

    “弹子球？”

    “嗯，用球蹼弹球……”

    “晓得。可干嘛打什么弹子球……”

    “这——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以我辈的哲学无法推测的东西。”

    她在桌上手托下巴思索。

    “弹子球打得很好？”

    “以前。是我唯一能怀有自豪的领域。”

    “我却什么都没有。也就无所谓。”

    她再度沉思。我吃最后一部分面条，吃罢从电冰箱里拿出姜汁清凉饮料喝着。

    “迟早要失去的东西没多大意义。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谁的话？”

    “谁的话忘了，不过所言不差。”

    “世上有不失去的东西？”

    “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

    “努力就是。”

    “我也许过于乐观，但不怎么傻。”

    “知道。”

    “非我自吹，这比相反情况好得多。”

    她点点头：“那么，今晚是要去打弹子球啰？”

    “嗯。”

    “举起双手。”

    我朝天花板举起双手。她仔细检查了腋窝。

    “OK，去好了。”

    我和西班牙语讲师在上次那家咖啡馆碰头后，马上钻进出租车。顺明治大街一直走，他说。出租车起跑后，他掏香烟点燃，也给我一支。他身穿灰西服，扎一条有三道斜纹的蓝色领带。衬衣也是蓝色，比领带略浅。我则灰毛衣蓝牛仔裤加一双旧得发黑的轻便运动鞋。活活一个被叫到教导处的差生。

    出租车穿过早稻田大街的时候，司机问还往前吗？讲师告以目白大街。出租车前行不久，驶人目白大街。

    “相当远吧？”我问。

    “相当之远。”他说着，找第二支烟。我用视线跟踪了一会窗外闪过的商业街景。

    “找得够辛苦的了。”他说，“第一步是逐个查询收藏者名录。问了二十人左右——不仅东京，全国都问了。但收获是零。任何人知道的情况都没超过我们。第二步是问做旧机器生意的人。人数不多。只是，查阅品种目录花了不少精力，数字太大了。”

    我点点头，看他给烟点火。

    “但知道时间这一点很有帮助——是一九七一年二月间的事。请人家查了：是有吉尔巴特父子、‘宇宙飞船’、连续编号165029。一九七一年二月三日废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