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辛汗慢慢地伸开双腿，斜倚在光秃秃的墙上，他的举止是那样小心翼翼，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剧痛。外面有头驴子叫起来，有人用乌尔都语不知道喊了些什么。太阳开始下山，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的裂缝中，渗出闪闪的红色斜晖。

    我在那年冬天、以及随后那个夏天所犯下的罪恶，再次向我袭来。那些名字在我脑海回荡：哈桑、索拉博、阿里、法莎娜，还有莎娜芭。听着拉辛汗提起阿里的名字，恍如找到一个尘封多年的老旧唱机，那些旋律立即开始演奏：你今天吃了谁啊，巴巴鲁。你吃了谁啊，你这个斜眼的巴巴鲁？我努力想起阿里那张冰冷的脸，想真的见到他那双安详的眼睛，但时间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

    “哈桑现在仍住那间屋子吗？”

    拉辛汗把茶杯举到他干裂的唇边，啜了一口，接着从他背心的上袋掏出一封信，递给我。“给你的。”

    我撕开贴好的信封，里面有张宝丽莱相片，和一封折叠着的信。我盯着那张照片，足足看了一分钟。

    一个高高的男子，头戴白色头巾，身穿绿色条纹长袍，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扇锻铁大门前面。阳光从左边射下，在他那张圆脸投下半边阴影。他眯眼，对着镜头微笑，显示出缺了两个门牙。即使在这张模糊的宝丽莱照片上，这个带着头巾的男人也给人自信、安适的感觉。这可以从他站立的样子看出来：他双脚微微分开，手臂舒适地在胸前交叉，他的头稍微有些倾向太阳。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微笑上。看着这张照片，人们一定会想，这个男人认为世界对他来说很美好。拉辛汗说得对：如果我碰巧在街头见到他，一定能认出他来。那个小男孩赤足站着，一只手抱着那男人的大腿，剃着短发的头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眯眼微笑着。

    我展开那封信。用法尔西语写的，没有漏写的标点，没有遗忘的笔画，没有模糊的字词——字迹整洁得近乎孩子气。我看了起来：

    以最仁慈、最悲悯的安拉之名

    我最尊敬的阿米尔少爷：

    亲爱的法莎娜、索拉博和我祈望你见信安好，蒙受安拉的恩宠。请替我谢谢拉辛汗老爷，将这封信带给你。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亲手捧着你的来信，读到你在美国的生活。也许我们还会有幸看到你的照片。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

    阿米尔少爷，你少年时的那个阿富汗已经死去很久了。这个国度不再有仁慈，杀戮无从避免。在喀布尔，恐惧无所不在，在街道上，在体育馆中，在市场里面；在这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阿米尔少爷。统治我们祖国的野蛮人根本不顾人类的尊严。有一天，我陪着亲爱的法莎娜到市场去买土豆和馕饼。她问店主土豆多少钱，但他充耳不闻，我以为他是个聋子。所以她提高声音，又问了一句。突然间有个年轻的塔利班跑过来，用他的木棒打她的大腿。他下手很重，她倒了下去。他朝她破口大骂，说“道德风化部”禁止妇女高声说话。她腿上浮出一大块淤肿，好几天都没消，但我除了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殴打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反抗，那个狗杂碎肯定会给我一颗子弹，并洋洋自得。那么我的索拉博该怎么办？街头巷尾已经满是饥肠辘辘的孤儿，每天我都会感谢安拉，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儿子不致成为孤儿。

    我希望你能见到索拉博，他是个乖男孩。拉辛汗老爷和我教他读书识字，所以他长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像他父亲那样愚蠢。而且他还会射弹弓！有时我带索拉博到喀布尔游玩，给他买糖果。沙里诺区那边仍有个耍猴人，如果我们到他那儿去，我会付钱给他，让猴子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