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大抵只能使人变成两类——因摆脱了贫穷，终于占有了大量的金钱而文明起来，并且积极热枕地参与对社会文明的高尚的建设；或者恰恰相反，比贫穷的时候更加丑陋。

    据我看来，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们，所患乃“心理强奸综合症”。按民间的说法，可以解释为“意淫症”。放在中国这个大临床上加以分析，也可以定名为“中国综合症”。病理是由我分析出来的，定名为“梁氏中国综合症”，我觉得也不算贪天之功为已有……

    某些“大款”们的豪奢俗贵，从心理本质上分析，意昧着是一种对金钱的强奸和蹂躏。众所不知，蹂躏金钱，强奸金钱，是可以获得与蹂躏女人强奸女人同样刺激的快感的。而区别在于，仅仅在于，强奸女人是罪行。而强好已然被自己所占有的金钱，金钱不但不会成为原台(抢来的偷来的骗来的受贿来的贪污来的例外)，而且连呻吟也不会发出一点点。

    进一步分析，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们蹂躏金钱、强奸金钱的同时，不但足以获得常人所无法体验的强烈的具有刺激性的快感，而且，足以获得“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对总体上仍处于贫穷状态的社会的报复性快感。

    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一些对别的男人具有践踏心理倾向，对一切女人具有强奸心理倾向，对全社会具有报复心理倾向的病人……

    商业时代迅速地大面积地从世界上消弭着许多属于从前的事物。包括从人类的精神中消洱一些最可宝贵的质量。

    但商业时代又是我们人类目前最理智的选择。一个和平的、安定的、经济繁荣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比一个战乱不断的、极端政治结构的、国与国间到处进行着政治冷战的时代何止好一百倍！尽管，“奥运”精神仍是最纯粹的体育精神，但我相信，我的儿子像我这种年纪了再看“奥运”实况转播时，他一定会承认，那乃是人类为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而代代保留的最具古典意味的“大剧”。它只是为了通过人类体能的竞技证明人类精神的豪迈。除此再不意昧着别的。除此再不意昧着任何其他。

    我认为的好小说是平易近人的。能写得平易近人并非低标准，而是较高的标准。大师们是不同的，乔易斯也是大师，他的《尤里西斯》绝非大多数人都能读得懂的。乔易斯可能是别人膜拜的大师，但他和他的《尤里西斯》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他这一类的大师，永远不会对我的创作发生影响。

    我的写字桌的玻璃板下，压着朋友用正楷为我抄写的李白的《将进酒》，那是我十分喜欢的。句句平实得几近于白话。最伟大最有才情的诗人，写出了最平易近人最豪情恣肆的待，个中三昧，够我领悟一生。

    作家是很容易在心态上和精神上被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所吸纳的。一旦被吸纳了，作品便往往会很中产阶层气味儿起来。

    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萎苹的“抄龙”。

    感受生活的方式很多，直接地掺和到别人们的烦愁、困境、无奈与命运中去，并非什么好方式。

    经常的情况之下，我凭作家的“良知”写作。

    有人会反问——“良知”是什么？

    我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定义。

    但我坚信它的的确确是有的。对于作家，有一点儿，比一点儿都没有好……

    商业时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学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

    小说家没法儿和一个已然商业化了的时代“老死不相往来”。

    归根结底时代是强大的，小说家本人的意志是脆弱的。比如我不喜欢诸如签名售书、包装、自我推销、“炒作”等等创作以外之事，但我时常妥协，违心地去顺从。以前很为此恼火，现在依然不习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