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被要求这样那样配合自己某一本书的发行，内心里的别扭简直没法儿说。但我已开始尽量满足出版社的要求。不过分，我就照办。

    这没什么可感到羞耻的。

    如果有什么所谓“文学殿堂”的话，或者竟有两个——一个是为所谓“精神贵族”而建，一个是为精神上几乎永远也“贵族”不起来的世俗大众而建，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走人后者。

    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其种种变化，绝不比女人到了四十多岁时少吧？我认为“笔调”同时也是作者本人内心情调的自然流露。违背自己内心的真实情调，掩藏起内心的“真实”，或者扭曲了内心的“真实”，甚至内心里本无所谓“情”，却要强迫自己的笔端流溢情愫千种，那行文必定矫揉造作。内心没有的，文字帮不了忙。更谈不到能在作品中形成一种“笔调”。

    终生不失为作家的人，也许就是终生对生活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

    忧虑是不必要的。就目前来看，足以预断，中国的旋转亡不了国。中国文坛的旋转也亡不了中国的文坛。非但亡不了，兴盛即在其中。

    友善和厚爱抵消了他们自身的深刻性。

    一个人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他或她生活所熟悉的那一座城市，并且以为就是在谈论他或她的国家了。自然由衷得可爱，但是未免浅薄。

    所谓“翻译文体”，当然是指有水平而又严肃认真的翻译家们之精神劳动，乃是一种人类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

    它既有别于原著的母语文字，也不同于译者所运用的客体文字。它必是二者的结合。

    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甚至终生求之若渴而又终生与自己喜欢的职业无缘。

    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上，我仍以世俗的思想方法为准则。能以世俗的方式报答应该报答的人们，对我就够欣慰的了。

    外国人曾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仅仅四个人，而你们中国十亿之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何以竟会被专制了十年之久？

    其中固有中国政治的特定原因，但也看出了我们国民素质的某种可悲可叹可憎可恶的方面。所以十亿之众的大多数其实都如美国“圣殿教”的教徒。所以张志新，我们复旦大学当时物理系的那位河南籍女学生很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秋瑾。

    三十五岁以下的中国人，也许不太知道，中国当年曾进行过全民性的哲学普及教育，我记得有一本刊物就叫《大众哲学》。干部张口“哲学”，学生张口“哲学”，工也“哲学”，农也“哲学”，兵也“哲学”……营造过一个哲学的年代。归根结底，那是从前的时髦。和以后的，和现在的许多时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一旦人人都颇似哲学家，哲学本身就尴尬了。

    多少掌握点儿哲学，一切世事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技巧也罢，才情也罢，在我看来，永远不是第一位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是真。没这个“真”字，作家笔下的一切文学便没了魂。没魂的文学，也便谈不上朝什么境界提高。“为赋新词偏说愁”，该是作家一大忌，也是毛病。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际遇，而是我们对过去际遇的看法。

    看一个人的品格如何，更要看这个人对于他无利的人取什么态度。

    只要我们自己不俗，则人与人的交往便不至于被俗所染。

    一门心思发财的那些“二道贩子”，连想要消遣时也是不看小说的，甚至不怎么看文字——掷保龄、玩电子、跳霹雷、得艾滋病、洗桑那浴，他们没工夫。他们有他们的话法——“骑着摩托背着秤，跟着老共干革命”——于是他们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我不会去走“背对生活，面向内心”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