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难言之隐，抒难写之情。有些事牵涉到政治或权贵，触犯了会丧生、受难，有些事牵涉到礼俗或情面，触犯了会失礼、丢脸，都难于明说。但又想说，怎么办？用典是个好办法，至少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方面的情况过于复杂，可举的例子很多，这里只举两个突出的，各代表一个类型。一个是陶渊明的一首怪诗《述酒》，博雅如黄山谷，也说“其中多不可解”，到南宋汤汉才详细注出来，原来是为哀悼晋恭帝被刘裕杀害而作。试想，当时正是刘裕的天下，如果不大量用典而直说，那还不送了命吗？另一个是据传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一用《晋书·陆机传》（北上往洛阳求官），二用《晋书·张翰传》（辞官回江南），三用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塞，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四

    各种文言典籍用典多少，情况也相当复杂。可以分别从三个角度看。

    1．因时而不同。大体上说，时代靠前用典少，靠后用典多。所以这样，有客观的必然，有主观的必然。典籍是人作的，随着时间的延续，人时时在出生，典籍也时时在增加。虽然经过天灾人祸以及自然淘汰，典籍散失不少，但总是底子越来越厚，典故的库存越来越多。库存越来越多的结果自然是用典越来越多，这是客观的必然。还有主观的必然。举唐诗宋词为例，以盛唐的王维与晚唐的李商隐相比，以北宋的晏殊与南宋的吴文英相比，都是时代靠后的用典比较多。这是因为重翻老调难于出奇制胜，难于显示自己有才有学，于是就求深，求曲，求藻饰，这办法之一（也是主要的）就是多用典。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介于客观、主观之间，或说是兼有客观、主观的成分，是群起效尤，积重难返。这有如楚王好细腰，真美也罢，假美也罢，结果总是越勒腰越细。2．因人而不同。同时代的两个人，经历不同，学识不同，思想不同，因而文风可能有很大差别。文风的不同也表现在用典的多少上。如同是晚唐诗人，李商隐比杜牧用典多；同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比顾亭林用典多。

    3．因文体而不同。文体，有大差别，如子书和史书，散文和诗词；有小差别，如史论和策论，古诗和律诗。花样太多，只能略举一隅。概括地说是偏于应酬的求藻丽的文体用典多，偏于经世的求平实的文体用典少。例如子、史与集部相比，前者用典少，后者用典多；骈文（如王勃《滕王阁序》）与散文（如韩愈《师说》）相比，前者用典多，后者用典少。（同一个人的作品也是这样，如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是骈体，通篇用典；本文散体，几乎不用典。）同是散体，如苏东坡的文章，议论与书札相比，前者用典少，后者用典多。诗、词、曲相比，诗比词用典多，词比曲用典多。同是诗，律诗比古诗用典多；同是律诗，七律比五律用典多。此外，有些文章是游戏性的，也常常喜欢多用典，如马中锡《中山狼传》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末尾的判词就是。

    时、人、文体三个条件复杂错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