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有如此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一到成年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安排。我一切都很顺当，只有一件事是个心病。自从舅舅死后，我相信我也会像他一样死去，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凶疾把我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发疯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心理准备。我能闻到它的气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刽子手那样等待着它的到来。

    我是对的。它果然来了。

    但它没有找我。

    它找上了我的弟弟。

    和我舅舅相同类型的癌：胰腺癌，很罕见的种类。于是，我们家里这位金发褐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疗和放疗。他的头发脱落了，脸瘦削得像具骷髅，原本该是我，我心里想。但我弟弟并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个斗士。孩提时候的他就从不服输，我们在地下室里扭打时，他会隔着鞋子咬我的脚，直到我痛得哇哇直叫。

    于是他反击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斗争，那儿有一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这种药当时在美国买不到--现在也没有。他为治疗飞遍了整个欧洲。经过五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是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是，我弟弟不让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家庭成员呆在他的身边。我们想方设法和他通电话，准备去看望他，可他却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说这种与疾病的抗争只能由他独自去进行。他会好几个月不递信息。我们给录音电话留的言常常是没有回复的。我既为没能帮他而感到内疚，又对他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力而感到怨恨。

    于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报的。每次在我给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电话，听到请留言的录音时--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表明我们相距遥远的显证--我便挂上电话，更长时间地埋头于工作。

    也许这是莫里为何能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他能给予我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冬天，在郊外一个覆盖着积雪的山坡上。我弟弟和我坐着雪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下巴抵着我的肩膀，他的脚搁在我的腿上。

    雪橇在冰块上滑动。下山时我们加快了速度。

    quot;汽车！quot;有人喊了一声。

    我们看见了那辆从左边驶来的车。我们尖叫着想转个方向，但滑板却不听使唤。司机按响了喇叭并踩了刹车。我们作出了孩子才有的举动：从雪橇上跳了下来。穿着连帽滑雪衫的我们像两根圆木一样从冰冷、潮湿的雪地里滚下去，心想我们就要撞上轮胎了。我们尖叫着quot;啊--quot;不停地翻滚，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脸吓得通红通红。

    接着，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停止了滚落，换了口气，从脸上抹去湿漉漉的雪泥。车子已经驶远了，司机对着我们在摇手指。我们平安了。雪橇一头扎进了雪堆。伙伴们跑过来拍打着我们说，quot;直够玄的，quot;quot;你们差点就没命了。quot;

    我对弟弟咧嘴笑了，那份幼稚的自豪感使我们格外地亲热起来，这并不可怕，我们想，我们准备再次接受死亡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