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阿玛丽亚现在比那时了解得多了。她得忍受比我们大家更多的折磨，她是怎样忍受住这么多折磨而且仍旧活下来的，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妈妈也许不得不忍受我们所有的灾难，但这是因为这些灾难全都倾注在她身上的缘故；而且她也没有坚持多久；没有一个人能说她今天还继续在受灾受难，甚至在那时候她的神志就开始不清了。可是阿玛丽亚不仅忍受着痛苦，她还具有那种理解力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受的痛苦，我们只看到事情的结果，她却知道事情的原因，我们还希望减轻一丁点儿痛苦或其他什么的，她却知道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们还得低声细语，而她只消沉默。她那时候跟现在一样，面对事实，继续生活，忍受痛苦。在我们困难的时期里，我们的日子比她好过得多。当然，我们不得不搬出我们原来住的房子。勃伦斯威克住了进去，我们住进了这所茅屋，我们把家具用一辆手车报了好几趟，巴纳巴斯跟我在前面拉，爸爸跟阿玛丽亚在后面推，妈妈坐在这儿的一只箱子上，因为我们先把她送到这儿来，那时她一直在抽抽搭搭地哭泣。然而我记得，甚至在我来回奔波搬着东西的时候--人们也同样感到难过，因为我们常常碰见收割庄稼的马车，人们一看到我们就变得沉默起来，把他们的脸转过去，--即使在我们搬家的路上，巴纳巴斯和我也没有停止讨论我们的灾难和计划，因此我们常常在半路上停下，总得让爸爸在后面喂的一声吆喝才惊醒过来。但是这些谈论并没有使我们搬家以后的生活有所改观，倒是渐渐感到贫困桔据了。我们的亲友不再给我们送东西了，我们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才第一次开始用那种你现在所能看到的态度鄙视我们。他们看到我们没有力量摆脱加在我们身上的诽谤，因此，他们恼怒起来了。他们并不低估我们存在的困难，尽管他们不确切知道那是些什么困难，他们知道，要是他们自己对付那些困难，他们也不会比我们高明多少，但是这一点只是更加促使他们感到需要跟我们划清界线--要是我们胜利了，他们就会跟着尊敬我们，但是既然我们失败了，他们就把过去采取的临时措施变为最后的决定，于是永远割断了我们跟社会公众的来往。这样，我们就为人们所不齿了，从此我们的名字就不再被人提起，如果他们不得不提起我们，他们就管我们叫巴纳巴斯家的人，因为他是罪愆最轻的一个；甚至连我们这所茅屋也沾上了邪恶的名声，如果你是诚实的话，你自己也会承认，你第一次踏进这所茅屋的时候，你也一定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后来，当人们偶尔重新来看望我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对一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嗤之以鼻，比如说，对那盏挂在桌子上面的小油灯。这盏小油灯如果不挂在桌子上面，该挂在哪儿呢？可是他们看了受不了。但要是我们把灯挂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还是要讨嫌的。不论我们干什么，不论我们有什么，那都是教人瞧不起的。qu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