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去追那个赶驴车的青年而朝格林威治进发时，说不准我有过一路跑到那儿去的念头。如果我有过那种念头，我也很快会就从这样昏头昏脑中清醒过来，因为我在肯特大路上的一排房子前停了下来。房前有个水池，池中央有个傻呼呼的大雕像，那傻瓜正在吹一个干贝壳。我坐在那儿的门前台阶上，由于我先前的努力已使我筋疲力尽，我几乎连为我那已失去的箱子和半几尼而哭的气力也没有了。

    这时，天色已黑；我坐在那儿休息时，听到钟敲响了十点钟。好在那是个夏夜，天气也很好。我喘过气来，再不觉得嗓子眼发紧发干了，就站起来又往前走。尽管意气消沉，我也没有回头的念头。就算在这肯特大路上下一场瑞士的大雪，我也认定我是不会想回去的。

    但是我的现有资金只有三便士（我此刻仍相信我至今都弄不清我怎么居然在星期六还能剩下这么三个便士在口袋里），这一现状并不因为我继续前行便不令我苦恼。我开始想象，在一两天内，我的尸体在什么围篱下被人发现了，于是成为报纸的一条新闻。我吃力地但仍尽可能快地往前走，一直来到一个小店才停下。小店那儿写明收购男女服装，高价收购破布、骨头和厨房用品。店主没穿外衣，坐在门口吸烟；由于从低低的天花板上垂下不少上衣和长裤，店里又只有两只点燃的蜡烛把这些东西幽幽照出来，我便把他那模样想象得像一个一心要报仇雪恨的人那样，一旦把所有的仇人都吊死，就洋洋自得了。

    在最近从米考伯先生和太太那里得到的经验提醒了我，也许眼下有办法救急。我走到附近一条小巷，脱下背心，叠好挟在胳臂下；然后我来到店门口。“对不起，先生，”我说，“我要把它卖个公平的价钱。”

    多罗毕先生——至少，这多罗毕是这店的字号——拿起背心，把烟斗的斗朝下靠在门柱上，领我进了店，用手指掐过烛芯后，再在柜台上摊开那背心打量，又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照照，并打量片刻，最后才说：

    “喏，就这么件小背心，你要卖个什么价钱？”

    “哦！先生，你最知道，”我谦让地答道。

    “可我不能既做买主又做卖主呀，”多罗毕先生说，“在这小背心上标个价吧。”

    “那么十八个便士——”我迟疑了一会示意道。

    多罗毕先生把它一卷就塞还给我。“如果我为它肯出九便士，”他说道，“那我就是在对我的一家进行打劫了。”

    这可不是做生意的好办法，因为这样做就使我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得不请多罗毕先生为了我而去打劫他的家。可我当时那么窘迫，我就说我愿意把它卖九便士，只要他愿意。多罗毕先生不无怨言地给了我九便士。我向他道了再见便走出这家店，多了笔钱却少了件背心，不过，只要我把外套扣上也就不碍事了。

    的确，我当时已经很明白地预想到马上我的外套也要被脱手，我必须赶快，好能穿件衬衣和长裤到多佛——如果我能穿着那样的衣到达那里，我就算幸运了。不过，我当时并不像一般所推测的那样只在这上面转念头。我想当我衣袋中揣着那九便士再度上路时，除了对我前面的路程、对那么粗暴欺凌了我的驴车青年有总体印象外，我对我的困难并没有很迫切的感觉。

    我想到一个过夜的计划，我要马上着手实行。这计划就是：睡在我以前的学校后面，那里的墙角常常堆着干草。我想象着，离那些学生和我昔日常在里面说书的那卧室那么近就仿佛有了伴一样；虽然那些学生根本不知道我来了，那卧室也不能庇护我。

    我这一天已经够辛苦了，我最后终于爬上布莱西兹的平地时，我累坏了。为了找萨伦学校，我周折了不少但总还是找到了它，也找到了墙角那个干草堆，我在旁边躺了下来。但在躺下之前，我先绕着墙走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