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公爵夫人时，我并没有发现他们有旧贵族的特点，正如我第一次观看贝玛演出没有发现她和她的同事们有什么差别一样，况且在贝玛身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比在上流社会人士身上显示的特征要明显得多，因为她的特征随着观众注意的目标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容易理解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尽管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以致当一个象圣伯夫①那样诚实的作家想把德·乔夫兰夫人、雷加米埃和德·布瓦厄夫人的沙龙细腻入微地一一描绘出来时，我们感到这些沙龙几乎如出一辙，毫无二致，我们从作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沙龙生活毫无意义的结论，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然而，根据我对贝玛改变看法的原理，既然盖尔芒特一家现在对我已变得无足轻重，他们独特的风格已不再被我的想象力化成雾珠蒸发掉，我就可以把雾珠收集起来，尽管它们轻得没有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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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作家。早期拥护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在文艺批评方向上强调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和心理状态。主要文艺批评著作有《文学家画像》、《当代人物画像》等。

    那天，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晚会上，公爵夫人没有同我谈起她的丈夫，再说，他们离婚的消息已传得满城风雨，因此我不知道公爵会不会出席他妻子的晚宴。但我很快就清楚了，因为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溜到候见厅，混入伫立在那里的仆人中间，窥视我的到来，准备到门口迎接我，亲自帮我脱大衣。仆人看到公爵对我的态度和从前大不一样，很可能感到纳闷，因为他们一直几乎把我当作细木匠的孩子看待，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比起他们的主人来可能要好一些，但绝不会相信我能在公爵家里受到接待。

    “德·盖尔芒特夫人一定会感到非常荣幸，”公爵用一种颇有说服力的口吻对我说，“请允许我把您的外套脱掉（他认为讲老百姓语言既显出他脾气随和，也能显得他幽默风趣）。我妻子怕您变卦，尽管您说好今天要来。从早晨起，我们就开始念叨：‘您瞧着吧，他不会来的。’我应该对您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比我看问题准。您不是一个轻易就能结交的人，我还以为您会失约呢。”

    据说公爵是一个非常糟糕，甚至是非常粗暴的丈夫，因此，当他用“德·盖尔芒特夫人”称呼他妻子时，人们会感激他，就象感激坏人难得的仁慈一样，因为这个称呼使人感到，他好象向公爵夫人张开了保护的翅膀，同她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盖尔芒特公爵亲热地抓住我的手，准备领我到客厅去。有些日常用语，出自农民之口，会使人耳目一新，只要它们反映出某种地方传统的残余，或某个历史事件的痕迹，即使说话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传统和事件；同样，德·盖尔芒特先生那种彬彬有礼的神态——整个晚上都对我这样——就象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风俗习惯，尤其象十七世纪遗留下来的习俗，使我着迷。旧时代的人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我们总认为他们表达的思想都是表面的，不敢认为他们有深邃的思想；当我们发现荷马史诗中的一个英雄和我们有相近的感情，发现汉尼拔在卡纳埃战役中巧用佯攻战术，引诱敌人攻击侧翼，然后突然包围敌人时，我们会大吃一惊；我们似乎把这位诗人和这位将军想象成动物园中的动物，同我们有天壤之别。甚至在路易十四宫廷中的某些显贵身上，我们也会有意外的发现：当我们阅读他们给一个地位比他们卑微、对他们毫无用处的人写的信时，发现他们用词非常谦恭，我们会不胜惊讶，因为这些词骤然向我们泄露了这些达官显贵内心的一套信仰，他们从不公开说出他们的信仰，但却受其支配，他们尤其相信，出于礼貌，他们必须装出动感情的样子，一丝不苟地发挥礼貌的作用。

    这种想象出来的、过去距我们十分遥远的看法，也许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