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不非常高兴。然而，有一位大公，来巴尔贝克过了几天，一只眼睛肿得不成了样子，他差人请来戈达尔。为了换取几张面值一百法郎的钞票（如数量小，教授就不多费神了），戈达尔把炎症的原因归结于中毒，开了解毒药。眼睛却没有消肿，大公不得已找了巴尔贝克那位普通大夫，大夫没过五分钟，从他眼里取出了一粒尘土。第二天，眼睛就全消肿了。还有一位更为危险的对手，此人专治神经的疾病，名声响噹噹。他脸膛红润，性格开朗，尽管常与神经不正常者打交道，但身心仍不失健康，他总是爽朗大笑，向病人道声“日安”或说声“再见”，以让病人放下心来，需要时也不惜动用那双强健有力的手臂，给病人强行套上紧身病服。然而，一旦在交际场合与他交谈，无论议论政治还是漫谈文学，他总是和蔼可亲，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那神态仿佛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从不匆忙下结论，似乎是在诊病。但是，无论他医术有多高明，充其量不过是位专科医生。因此，戈达尔的气全都冲着杜布尔邦身上去撒。过了片刻，我想急着回去，便离开了维尔迪兰的教授朋友，答应下一次一定去看望他们。

    他对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的那番议论给我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但这极度的痛苦，我当时并未立即感受到，就象是毒品，要等到一定时间才会起作用。

    电梯司机去找阿尔贝蒂娜的那天晚上，尽管他又是保证又是发誓，她还是没有来。诚然，在爱情方面，一个人的魅力所起的作用往往不及类似“不，今晚我没有空”这样的话。若与朋友打交道，谁也不在意这种话；整个晚会上，一直都高高兴兴的，某个影像早已丢诸脑后。可就在此刻，这张影像浸泡在必不可少的混合液里；一回家，便看到了底片，底片业已冲洗，极为清晰。于是，人们发现，今日的人生再也不同于昨夜，可白白弃绝，因为即使还象往日一样，死亡并不可怕，但离别却想也不敢再想。

    再说，凌晨一点（电梯司机规定的时间）已过，从三点钟起，我再也不象往日那样，因感到她露面的可能性减少而痛苦。我确信她再也不会来了，这反倒给我心头带来了彻底的安宁，送来了凉爽；这一夜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夜，以往有过多少夜晚，我不是也没见她面嘛，我借以自我解脱的，正是这一想法。于是，第二天或别的日子再与她相见的念头清晰地显现在这一业被接受的虚无之上，变得温馨甜蜜。在那等待的夜晚，焦急的心情有时实际上是服下的某片药所起的作用造成的，然而，经受痛苦的人却误以为心绪不宁，是因为她迟迟不来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情爱的萌生恰如某些神经疾病，往往由于对某人病痛的错误解释而造成。既然解释出了差距，纠正也无济于事，至少对爱情来说是如此，因为这一情感（不管什么原因）永远都是错误的。

    翌日，阿尔贝蒂娜给我来信，说她刚回埃格勒维尔，自然没有及时看到我的便信，并说如我允许，晚上就来看我，可从她来信的字里行间，就象有一次她在电话中对我所说的话背后，我似乎感觉到隐藏着她的种种乐趣，藏匿着她爱之甚于爱我的人儿。我再一次充满痛苦的好奇心，心神不安，急于了解清楚她究竟干了些什么，同时，内心始终怀有的潜在的情爱扰得我心潮难平；我一时险些以为这一爱心将把我和阿尔贝蒂娜联结在一起，然而它只满足于在原地震荡，直到震荡彻底消失，尚未启动。

    初次在巴尔贝克逗留期间，我看错了——也许安德烈和我一样——阿尔贝蒂娜的性格。我以为她性格轻浮，可却不知纵然再三恳求，也难以挽留住她，让她放弃某次游园会，某次骑驴漫游或某次野餐。第二次来巴尔贝克后，我怀疑轻浮只是表象而已，游园会也不过是个借口，要不，纯属编造。形形色色的伪装后面，发生了下文将要叙述的事情（我耳闻了在玻璃窗这一边目睹的一切，可玻璃模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