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然而这些并不让人感到有损于这个悲剧性人物的形象，恰恰相反，倒使这个人物显得更加饱满，更加真实可信。

    “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听了马尔梅拉多夫讲的故事，拉斯科利尼科夫想。可是“如果我想得不对呢？如果，总的来说，整个人种，也就是说，全人类，当真不是卑鄙的东西，那么就意味着，其他一切全都是偏见，只不过是心造的恐惧，任何障碍都不存在。”对一切都会习惯，对什么全都顺从，是卑鄙的；能够进行反抗、能够“跨越”过去的人，就不是卑鄙的了。从“思想”到行动，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经跨出了第一步。

    然而单是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还不足以使主人公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于是，就在第二天早上，立刻又接到了母亲的信。

    用他母亲的话来说：他是她们（母亲和妹妹）的“一切”，她们的“全部希望”和“全部指望”。为了他，母亲甘愿“牺牲”女儿，让她嫁给一个谈不上有什么爱情的律师——卢任。等待着他妹妹杜尼娅的唯一现实道路，照他看，和索尼娅的命运毫无区别，只不过多了一件“合法婚姻”的外衣，实质上仍然是为了亲人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后来，斯维德里盖洛夫用他自己的方式也说出了同样的意思：嫁给卢任，还不是和接受他的“求婚”一样，只不过拿的是另一个人的钱而已。杜涅奇卡、索涅奇卡，她们都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只要世界还存在，索涅奇卡就永远不会消失！”

    就在他这样折磨着自己的时候，他又看到了一个被侮辱的少女。“嗳！是您呀，斯维德里盖洛夫！您在这儿干吗？”他攥紧拳头，扑向那个纠缠她的肥胖的花花公子。在他看来，这个坐在路边长椅子上的少女，还有那个街头卖唱的歌女，坐在酒店和娱乐场所门口的那些妇女，那个投河自尽的女人——这都是杜涅奇卡，都是他的妹妹，各式各样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和卢任们在肆意欺凌她们，——到处都是他的“妹妹”，他亲爱的人……那些所谓的学者们用“科学”理论证明：“应该如此”，“每年应该有这么百分之几去……去什么地方……去见鬼……”只不过是“百分之几”而已，人们尽管放心好了！对于那些压迫者、统治者来说，他们当然用不着担心会落入这个“百分之几”，他们自然是放心的。可是对于像马尔梅拉多夫、拉斯科利尼科夫这样的穷人，对于杜涅奇卡和索涅奇卡来说，“百分之几”这个数字却绝对无法让他们放心。索涅奇卡已经落入了这“百分之几”，杜涅奇卡也难免落到这“百分之几”里去……于是，杜涅奇卡的命运和索涅奇卡的命运，以及一切“妹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时浮现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眼前。

    于是他作了一个可怕的梦。梦中那匹被残酷打死的驽马，就是一切被压迫、被践踏的人的象征，在那匹可怜的马身上，仿佛集中了所有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苦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临终时绝望地呼喊：“驽马已经给赶得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力气了！”这几句含着血和泪的话与拉斯科利尼科夫梦中那匹马的形象遥相呼应。对于穷人来说，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场噩梦。

    那么，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意识的限度之内，对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然而现实却要求他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立刻行动起来，越快越好。无论如何得作出决定，随便什么决定都行，或者……要不，就完全放弃生活！”

    小说发表以后不久，评论家皮沙烈夫①在一篇题为《为生活斗争》的评论中就已经指出：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病”根“不是在头脑里，而是在口袋里”。他头脑里所以会产生那个奇怪的“理论”，是因为他的处境的痛苦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力量和勇气所能承受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