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缠绕秀吉的繁忙事务比起战前的事端迭起有过之而无不及。光是大阪筑城和随之而来的五几经营就绝非易事。

    若是寻常的城池建设，靠天下智囊和奉行人推进即可，然而秀吉构想的宏大却大大超出迄今为止所有日本人的创意，其规模之巨大，远非他人头脑所能及。不管设计者如何下定决心，设计出来的原稿一展示给秀吉，必定被认为“太小，太小，要这个的十倍，这里要百倍！”几乎从来没有因过于庞大而要求减少或缩小的例子。

    比如，按照当初设计者的原稿，大天守阁、小天守阁的楼层等都远远凌驾于信长的安土城，宫殿的规模设计也有一千八百余坪，大小房间约二百多个。但当设计者自夸其规模之大，认为“此设计绝对绝世无双”并示之以秀吉时，秀吉看了一眼后却呢喃道：“用于居住略显狭小”。要求将占地扩展到四千六百余坪，包括殿堂、客室在内，总房间数改为六百零二间。

    总而言之，从这一工程便可看出，他的标准和当事者脑中的规模相差甚远。

    自然，奉行人和筑城当事者所考虑的简要来说是当时常识中的最高创意，而秀吉的策划和构想却独树一帜，与之有天壤之别。而究此差距之根源，会发现二者的观念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即二者“关注点”是完全不同的。

    日本国内的普通人士其创意和构想都有日本这一界限，对一切事物的比较也不会超出这一界限。但秀吉不同，他并不仅局限于日本，而是将海外也考虑在内，至少他是全面俯瞰整个亚洲。堺市港湾将衔接远隔一海的欧洲十七世纪文化，五几的经营也会由西欧使臣和传教士报告回国，秀吉相信这些都与日本国威大有关联。

    因此，那些令旁人皆为之惊呆的庞大计划，对他而言，依然没有将他胸中全景完整呈现。而且很显然地，他对这些理想的具现绝非是一日两日的突发奇想。

    秀吉天生便拥有非凡的大气度，而令他时运勃兴并肩负起日本文化使命、在这个海外文化西渐风潮中给予他洞察时代之眼的恩人，实际便是他曾经的主君和恩师——已故的信长。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信长的衣钵可以说已由秀吉继承，而秀吉取其长舍其短，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行事方法和天生的大气。

    早早地放眼海外，慢慢地培养出世界性的智慧，这些都是来自信长的恩惠。安置在安土城高阁室内的世界地图屏风，早已清晰地刻印在秀吉的脑中。

    此外，他从堺市和博多的商人身上也学到了不少知识。于公他要和这些人进行枪炮、火药等的日常交易，而私下又作为茶友经常见面。

    秀吉出身卑贱，成长环境恶劣，没有专门研究学问和接受特别教养的机会，所以在和人接触时，他总是不忘从他人身上学取一样东西。因此，他所学习的对象并非只有信长一人，不管多么平凡、无聊的人，他也总是去挖掘此人优于自己之处，将其据为己有。

    是所谓“身外之人尽皆吾师”。他虽只是一个独立的秀吉，却汇集着天下智慧，将众人之智吸取过来，于自身中进行过滤。时而他也会做出一些未过滤掉的愚昧大众之举，暴露出其本性。他深信自己绝非凡人，但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圣贤。

    而直至今日，对他而言最难忘的人依旧是已故的信长。

    “猿公啊！”

    “气度雄远的人啊！”

    “看这边。”

    “朝那里看看。”

    “啊，真希望能再次听到那些言语。”秀吉内心时常想起那些过往。所以，即便战后各种建设事务缠身，他依然不忘六月二日信长忌日，于大德寺举行了总见院殿一周年祭的法事，而这决不只是出于政治策略。他也是个为世俗所烦恼的人。对信孝的处理和对信雄的考虑都有愧对先主的回忆和追慕，当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