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葡萄，晚上瑞奇带来一块面包，一磅汉堡包，我们搞了一次野餐。我们旁边一个稍大一些的帐棚里住着一大家人，他们也是摘棉花的。老祖父整天坐在椅子上，他年纪太大，不能干活。儿子、女儿还有他们的孩子每天早晨穿过高速公路和我去同一个农场摘棉花。第二天早晨，我和他们一起去了。他们告诉我，早晨棉花上沾着露水，比较沉，所以比下午更能挣钱。然而他们却一直从拂晓干到太阳下山。老祖父是内布拉斯加人，30年代大萧条时期来到这里——与那位蒙大拿牛仔告诉我的情况完全一样——一大家人开着一辆破旧的大卡车来到这里。自那以后他们一直在加州，他们很喜欢干活。这10年里，老人的儿子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有的已经长大，可以帮着摘棉花了。这些年里他们摆脱了贫困交加的处境，可以住上较好的帐棚，并且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为自己的帐棚感到自豪。

    “回过内布拉斯加吗？”

    “没有，那儿什么都没了。我们现在最迫切的是要买一个可以用汽车拖着的活动房，”我们弯下腰开始摘棉花，这里景色很美，棉田那边是我们的帐棚区，一望无际的棉田在清晨蓝色的空气中与那些棕黄色的小山麓、白雪皑皑的狮子山融成一体。这比在南大街洗盘子不知要强多少倍。但是我对摘棉花一窍不通，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一朵白色的棉花从它绽开的花苞中剥离下来，而别人只要用手指轻轻地一弹就可以完成这道工序。没过多久，我的指尖就开始流血了。我需要手套，也需要更多的经验。有一对黑人夫妇也在棉田里和我一起干活，他们摘棉花简直有上帝那份耐心，就象南北战争之前他们的祖父们在阿拉巴马时那样。他们沿着田垅慢慢向前移动着，弯腰，直腰，袋子里的棉花在不断增加。我的背开始发酸。但是跪在地上，躲在棉田里时的感觉简直太妙了。如果我感到需要休息，我就停下来趴在田里，脸贴着湿润的大地，鸟儿伴着我欢快地歌唱，我想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炎热的下午，苔丽和约翰尼在地头向我招手，并且跳进棉田和我一起拼命地干着。真他妈的见鬼，小约翰尼竟然比我摘得还快！——当然苔丽要比我快一倍。他们在我的前头摘着，让我把一堆堆雪白的棉花装进袋子里。我一面装着，一面心里感到很内疚。我算一个什么男子汉，竟然连自己都养不活，更不用说他们了。他们陪着我干了整整一个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艰难地从田里走出来。我把所有的棉花倒出来称了一下，只有50磅，我挣了一元五角钱。我向一位农场的小伙子借了辆自行车，骑到99号公路交叉路口上的一个百货店，买了几听实心面和炸肉圆罐头，还买了面包、奶油、咖啡和蛋糕，然后把一大包东西挂在车把上骑了回来。我一遍遍地发着誓。仰望天空，我向上帝祈祷，给我一些机会让我能为自己爱着的人们做些什么吧。路上没有人注意我，我相信自己今后一定能做得更好。正是苔丽，她使我重新获得了生命力。回到帐棚里，她把所有的食物都热了一下，我又饿又累，所以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我就象一个摘棉花的黑人老头，斜靠在床上一边叹气，一边抽着烟，外面，从凉爽的夜里不时转来几声狗叫。瑞奇和庞佐晚上已经不再来了，对这点我很满意。苔丽蜷缩在我的身旁，约翰尼坐在我身上，他们在我的记事本上画着小动物。我们帐棚里的灯光很亮。小客栈里牛仔们演奏的乐曲在田野中回荡着，调子很低沉，但正与我的心境相符，我吻了吻我的宝贝，然后熄灯睡觉。

    早晨，露珠把我们的帐棚压得有点下垂。我从床上爬起来，去汽车旅馆的总盥洗室洗了把脸。回来后，我穿上长裤——它已被我在棉田里跪破了，昨晚苔丽又替我缝好——戴上那顶破草帽，它本来是约翰尼的玩具，然后背着我的帆布棉花袋，穿过高速公路，向棉田走去。

    每天我都能挣一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