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美元，这仅够我们每天的伙食。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忘记了东部，忘记了狄恩和卡罗，也忘记了那条滴血的路。我整天带着约翰尼玩，他喜欢我把他一下子抛到天上，然后再落到床上。苔丽坐在那儿为我们缝补衣衫。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就象我曾在帕特森梦想过的那样。传说苔丽的丈夫回到了沙比纳，并且扬言要来找我。我正等着他，有天晚上，一群农场工人在酒店里发疯，他们把一个人捆在树上，用棍子把他打成了肉泥。那时我正在睡觉，只是后来听说的。从那以后我在帐棚里放了一根木棒，以防万一。他们总觉得我们这些墨西哥人污染了他们的营地。他们以为我是个墨西哥人，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对。

    现在已经是10月了，夜变得一天比一天寒冷。隔壁那户人家有个火炉，以备过冬。我们什么也没有，并且房租已经快到期了。苔丽和我痛苦地决定离开这里。“回家去吧，”我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带着小约翰尼在帐棚里过冬，可怜的小东西会受不了的。”苔丽哭了，因为我触痛了她那种母性的敏感。我本意并非如此。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庞佐把他的卡车开来了，我们决定去她家看看情况。但我只能躲在葡萄园里。不让他们看见。我们开车去沙比纳，途中车子坏了，更糟的是天上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坐在破车里骂着。庞佐只好冒着雨下去修车。说实话，这家伙倒是个大好人。我们俩会意地交换了一个眼色。下车后，我们走进了沙比纳墨西哥街的一个破旧的小酒店，在里面喝了一小时的酒。我在棉田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在吸引我，在呼唤我回去。我花一便士给姨妈发了张明信片，让她再寄50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