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住址可以告诉我？”

    我从手册上撕下一页，写下住址给他。他看了一眼，工工整整地折为四折，放进名片夹内。

    “事典相当可观。不是自己卖才这么说，的确出得好，彩色照片也多。肯定有用。我也偶尔拿在手上啪啦啦翻上几页，足可解闷。”

    “几年以后买说不清，但手头宽裕了或许会买的。”

    “那自然好。”他嘴角上再次浮起竞选宣传画般的微笑，“想必有那一天的。只是，那时候我怕早跟百科事典不相干了。中国人家庭大致转完之后，往下就没事可干了。干什么呢？接着怕是专门劝中国人加入平安保险，或者去推销墓石。也罢，反正总有什么可卖吧。”

    当时我想对他说句什么，因我想恐怕再难见到他了。我想对他说的是有关中国人的，却又未能弄清到底想说什么。结果我什么也没说，说出的只是普通的分手套话。

    即使现在，怕也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我想。

    5

    作为一个年逾三十的男人，倘若再一次在外场追球时一头撞在篮球架子上，再一次头枕手套在葡萄架下苏醒过来的话，这回我到底会说出怎样的话呢？或许我将这样说：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想到这点是在山手线的电气列车里。我站在车门前，把车票像怕丢失似的紧紧攥在手里，隔窗望着外面的景致。我们的街市。不知为什么，这景致弄得我甚为黯然神伤。城市生活者那如同举行某种年度仪式般地陷入的、像日常熟悉的浑浊的咖啡果冻一般的精神幽暗再次笼罩了我。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移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野心与失望与焦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我们拥有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这就是城市。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我望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

    我就是这样遇上了不少中国人。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我在中国漫游，但无须乘坐飞机。漫游是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内或出租车后排座上进行的，这种冒险是在家附近牙科医院的候诊室以及银行窗口进行的。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又任何地方都不能去。

    东京——甚至东京这座城市，一天在山手线的车厢里也突然开始失却其现实性，其景物开始在车窗外急速崩溃。我手攥车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过程。我的中国如灰尘一般弥漫在东京城，从根本上侵蚀着这座城市。城市依序消失。是的，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们的语言就这样失去，我们怀有的理想迟早将这样云消雾散，犹如那原以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无聊的思春期在人生途中的某一点突然杳无踪影。

    谬误……所谓谬误，或许正如那个中国女大学生说的那样（抑或如精神分析医生说的那样），归根结蒂乃是一种逆反性欲望。果真如此，谬误正是我本身你本身。这样，便哪里都没有出口。

    尽管如此，我仍要把往日作为忠实的外场棒球手的些许自豪藏在旅行箱内，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所以，丧失与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无所畏惧。恰如棒球垒安打击球手不怕球转换方向，坚定的革命家不怕绞刑架。假如那真能如愿以偿……

    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