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路，考虑这种思考必然到达的一点——死。至少对我来说，考虑死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作业。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国人。

    2

    我之所以到位于港街的高地上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校名早已忘了，以下姑且称为中国人小学。称呼可能欠妥，望谅），是因为我参加的一场模拟考试的考场设在那里。考场分好几处，而我们学校被指定去中国人小学的唯有我自己，什么原因不清楚，估计是某种事务性差错造成的，因为班里其他人都被安排去附近考场。

    中国人小学？

    我逢人就问——无论是谁——中国人小学的情况，但谁都一无所知。若说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小学距我们校区乘电车要用三十分钟。当时的我并非能够独自乘电车去哪里那种类型的孩子，因此对我来说，那里实际上无异于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小学。

    两星期后的星期日早上，我以极为黯淡的心情削好一打铅笔，按老师的布置，把饭盒和拖鞋塞进塑料袋。那是个秋天里有点偏热的晴朗的星期天，母亲却给我穿上厚厚的毛衣。我独自坐上电车，一直站在窗前留意外面的景物，以免坐过站。

    不用看准考证后面印的路线图就很快晓得中国人小学在哪里了——只要尾随书包里鼓鼓地装着饭盒和拖鞋的一帮小学生即可。很陡的坡路上几十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朝同一方向行进，那情形说不可思议也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只是默默走路，没有人往地上拍皮球，没有人扯低年级同学的帽子。他们的阵势使我想起某种不均衡的永久性运动。爬坡当中，厚毛衣下汗一直出个不停。

    出乎我朦胧的预想，中国人小学外表上与我们小学不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清爽得多。又黑又长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儿等两个星期来在我脑海中随意膨胀的图像根本无处可寻。穿过别致的铁门，一条花草簇拥的石板路画着舒缓的弧线长长地伸展开去。主楼门正面，清冽的池水光闪闪地反射着早上九点的太阳。沿校舍树木成行，每棵树上都挂着一块中文解说板，有的字我认得，有的不认得。主楼门对面是被校舍环绕的运动场，状如天井。每个角落分别有某某人的胸像、气象观测用的小白箱、单双杠等。

    进得楼门，我按规定脱鞋，走入规定的教室。明亮的教室里排列着正好四十张开启式小桌，每张桌上用透明胶粘着写有准考证号码的纸片。我的位置在靠窗一排的最前边，就是说这教室里我的号数最小。

    黑板崭新，墨绿色，讲桌上放着粉笔盒和花瓶，花瓶里插一支白菊。一切都是那么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墙上的软木板没贴图画没贴作文。或许是故意取下的，以免干扰我们考生。我坐在椅子上，把笔盒和垫板摆好，托腮闭起眼睛。

    过了约十五分钟，腋下夹着试卷的监考官走进教室。监考官看样子不超过四十岁，左腿有一点点跛，在地板上抬腿不大利索。左手拄一根手杖，手杖是樱木做的，很粗糙，颇像登山口土特产商店卖的那种。由于他跛的方式显得甚为自然，以致唯独手杖的粗糙格外显眼。四十名小学生一看见监考官——或者不如说一看见试卷，顿时鸦雀无声。

    监考官走上讲台，先把试卷放于桌面，继而“橐”一声把手杖靠在一旁。确认所有座位无一空缺之后，他咳嗽一声，瞥了一眼手表。接着，手像支撑身体似的拄在讲桌两端，直挺挺地扬起脸，望了一会天花板。

    沉默。

    每个人的沉默持续了大约十五秒。紧张的小学生大气也不敢出地盯视着桌上的试卷，腿脚不便的监考官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的一角。他身穿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转眼即可让人忘掉色调花纹的很难留下印象的领带。他摘掉眼镜，用手帕慢慢擦拭两侧镜片，重新戴回。

    “本人负责